1922：胡适的“好人主义”救国梦.docx

1922：胡适的“好人主义”救国梦《我们的政治主张》起草者胡适1922年度事件：好人主义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请好人们都起来造一个好政府1922年5月，以胡适、蔡元培为核心的十几位学者、教授们，在饱受政府欠薪之苦的情形下，各自拿出自己薪金的5% ，共同创办了一份《努力周报》，希望能够在言论上，给沉沦已久的民国带来一点生气。刊物的第2期，即刊出一篇由蔡元培领衔、胡适执笔、16名学者、教授联合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希望给迷失已久的政治改革，寻一条可执行的路径。教授们的主张其实很简单：这个国家已经烂透了，要想有所改变，最低限度，这个国家里的好人们应该积极站出来，做一点自己最低限度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此，即便不能立刻造就一个名副其实的“共和政府”，至少，还可能造就一个“好人政府”。不管这一主张在日后特定的历史情境下蒙上了多少恶名，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至少它是平和而可行的，是有良苦之用心的。对现实的黑暗丧失耐心，胡适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倡导好人主义胡适是《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执笔人。但他在1917年回国时，一度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自我约束。那时节，正是民国知识分子沉痛反思自己的参政热情的时候——革命璀璨的光环正在消失，鲁迅如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制度的修修补补也不再有吸引力，譬如梁启超们想改造先天不足的《临时约法》，陈独秀就不买账：“旧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政府太过；新人骂约法，是骂它束缚人民太过。但照事实上看起来，违法的违法，贪赃的贪赃，做皇帝的做皇帝，复辟的复辟，解散国会的解散国会。约法不曾把它们束缚得住，倒是人民的出版集会自由，都被约法束缚得十分可怜”。于是，就有了“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简单说来，其实是民国知识分子们发现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来改造中国这条路走不通之后，希望尝试去走的另一路而已，即所谓“没有新文化就没有新民国”；知识分子们的这种变化，也影响到了青年们的选择，1919年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就有着这样的会规：“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彼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 但“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既无法在短期内生出效果；“文化决定制度”又只是一种简单的美好期望，没有严谨的逻辑支撑，当现实政治继续恶化，这些曾一度拒绝涉入丑恶的现实政治的知识分子们，也终于无法克制住自己批判乃至参与现实政治的欲望——1920年8月，蔡元培、陶孟和、胡适、蒋梦麟等8名知识分子联名在《晨报》上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如此说道：“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这份《争自由的宣言》，虽然可以算做民国知识分子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一种逆动，但其姿态——“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仍然是和平的、启蒙性质的。但到了1921年，时局的败坏和遍地的贪腐，让一向政见平和的胡适也转向了激烈，这年双十节是，民国成立整整10周年，当局忙于大庆，胡适却写下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十年了，/他们又来纪念了。/他们借我们，/出一张红报，/做几篇文章；/放一天例假，/发表一批勋章：/这就是我们的纪念了！要脸吗？/这难道是革命的纪念吗？/我们那时候，/威权也不怕，/生命也不顾；/监狱作家乡，/炸弹底下来去：/肯受这种无耻的纪念吗？别讨厌了！/可以换个法子纪念了。/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那才是双十节的纪念了！在这样一种心态和氛围下，曾一度脱离政治埋头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又都陆续回到了政治活动中来。但对胡适而言，从专谈思想文艺转向政治议论，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如他自己1922年6月在《我的歧路》中所说：“我谈政治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正如我谈白话文也只是实行我的实验主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