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政治心理学概述.docVIP

政治心理学概述 Shanto Iyengar 石瑾 译 政治心理学是对政治学和心理学交叉领域的探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历史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律学者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这一领域的主要目标在于全面审视现有各学科间兴趣的交叉，说明构成政治心理学研究的多种理论、概念及方法的折衷，同时强调什么是我们所认为的最有前途的理论趋势。在当前的形式中，各类社会科学大多是自发且眼光狭窄的。帝国主义式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都在他们所研究的现象上加盖了他们独特的学科印记。这种“学科自我中心主义”的趋势违背了各学科间研究题材的自然重叠。如Muzafer Sherif和Carolyn Sherif等倡导学科间合作的先锋认为：“人不能靠简单的学科间划线来处理问题或划分问题……一个只致力于自身问题、理论、技术和数据收集但排斥其他领域的学科将会因其自身不知所云而终结。某一社会学科的自我隔离如同鸵鸟般自欺欺人，这样做不会也不能保护鸵鸟免于迫近的危险。 不同的社会科学只有在它们的一些基础理论或方法论的界限相互渗透时才会发生交叉。以政治经济学研究为例，经济学是“源流”学科而政治学是“吸纳”学科。二者间知识的交换只能是单向的，即政治学家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和博弈论来研究相关的政治现象。（对于学科间交流的等级性本质进一步的论述，参见舒瓦茨1990年的著作。） 正如William McCuire在他对政治心理学概述中所指出的，政治学和心理学的关系不能用简单地以学科领域来划分。实际上，政治心理学的不同寻常在于它的两个母学科（政治学、心理学）都发起了对彼此的研究。政治学家，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研究民意和投票的政治学家们，也许是这个共同的探索事业更热衷的参与者（绝大多数研究生的政治心理学培训项目都由政治学系开展），但他们所运用的一系列现象和活动以及他们所运用的方法越来越多地是从心理学借鉴过来的。在这种意义上，政治心理学是真正的智慧交流的对话。 跨学科间方法论的起起落落显得特别重要。社会心理学家Carl Hovland在他1959年的著作中就哀叹心理学家只依赖于操控实验室试验，而政治学家主要依赖事例调查的趋势。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些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其优劣，因此对紧密相关的现象产生了不同的解释。在Hovland的分析所处的时代，研究态度变化的心理著作认为人类是可塑甚至是善变的生物。人的态度和选择受制于任何强大的外部影响。而当代的关于政治说服的著作则指出，投票者们顽强地抵制着沟通的影响，政治运动一般只能造成对候选人和公共政策支持的很少的变化。Hovland声称这些不一致的结果很大程度上源自实验方法和调查方法各自优缺点的作用。他总结，对于态度和态度变化的研究必须避免方法论正统主义。 很显然，对沟通作用于态度的真正理解有赖于调查方法和实验方法的结合。与此同时，这两种方法自有其内在的局限，研究者必须明确这一点，如果他没有被对某种或其他构思的偏见所蒙蔽的话……我想要强调总结的是两种路径对于沟通效果问题研究的相互重要性。两者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但它们都代表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将来著作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将两种方法的优点充分地结合在一起…… 如果今天Hovland在世，他将不会对政治心理学的状况那么忧心忡忡。虽然实验和调查方法各自仍在政治学和心理学领域享有独立的地位，但二者在方法论领域越来越靠近。政治学家日益求助于实验的方法来验证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包括大众媒体的影响，社会合作，投票，立法结果以及国际冲突）。心理学家也逐渐走出实验室，在非人为设定的环境中（如地铁、电梯或商业区）检测行为。此外，通过采用“半实验”的方法，心理学家们转而运用其他的证据源（如调查和内容分析）和假设验证这一类非实验的技术（早期对这种趋势的预测，参见McGuire1969年的著作）。各学科间在非方法论基础上趋同。因此，正如本章所要说明的，政治学家运用了对政治态度和对外政策制定的心理学解释，而心理学家也开始大量地验证大量具有政治意义的现象，其中包括投票、集团冲突以及精英言论。 尽管学科间接触的增多，政治心理学远未达到主流学科的地位。政治心理学研究者更倾向于违反主体学科的规范，并且他们面临着一场获得为其著作取得认同的斗争。运用非实验方法所发表的文章在社会心理学期刊中只占很小比例（参见Sears1986年的著作），实验研究也很少出现在政治学期刊中。在这些障碍被逐渐克服的同时，政治心理学家们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他们自己的组织：国际政治心理学协会。这一组织于1978年成立，很快便获得了学术上的合法性——会员大量交纳会费，年度学术会议以及相关期刊（《政治心理学》）。政治心理学做为一个独特研究领域的出现同样产生了重要的教育方面的影响。几乎美国所有的政治学系和心理学系都开设在这一领域的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