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调节作用的舞台.doc

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调节作用的舞台 陈剑?未分类 浏览次数 (589)?2014-02-26 道德力量调节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以外的第三种调节。其作用是市场调节、政府调节所替代不了的，也是法律所替代不了的。但道德力量如何形成，如何创造道德调节作用的舞台。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使道德力量成为超越政府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需要就道德力量形成原理进行分析，并就中国目前的道德缺失，如何创造道德调节作用的舞台进行分析。这些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和制度基础 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体系，它通过供求、价格竞争这些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机制把人力、物力、财力等各种资源的潜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并合理加以配置，从而推动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机制的基本原理又可以称作个人经济利益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机制，而这种个人利益的相互制约和促进机制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内在规则是由“看不见的手”在控制，而“看不见的手”就是无数个人对个人利益的追逐而形成的力量。而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够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并能有效的配置资源，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 （一）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 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因而必然包含深刻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而这种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是以强调人的独立性和自我价值为特征的，因而既具有巨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也存在一定局限性。 要回答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需要从“亚当·斯密问题”谈起。斯密问题是指近代西方古典经济学奠基人、18世纪英国最著名的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两部代表作《道德情操论》（Thetheoryofmoralsentiments）（1759）与《国富论》（1776）(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oftheWealthofnation)之间主题观点的相互冲突问题。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基于人性本善的假设，把源于人的同情的利他主义情操视为人类道德行为的普遍基础和动机；而在《国富论》中，他却把人性本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设，把个人利己主义的利益追求当做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动机。于是，一种人性本善的道德利他主义社会（普遍）道义论与一种人性本恶的经济利己主义个人（特殊）目的论，便矛盾而奇妙地共生于作为思想家的斯密理论之中。确切的说斯密问题就是隐含在这两本巨著中伦理思想与经济思想的矛盾问题，或者说就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对待斯密问题，在伦理学界和经济学界众说纷纭。一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认为，这既是作为思想家思想的“斯密问题”，也是横亘于斯密伦理学与政治经济学之间无法公度的理论问题。它暗示着现代人类经济生活与道德生活之间的内在紧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深刻悖论。”*1 但“斯密问题”却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精神和道德基础。 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个体生产者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这样做时，像其它许多情况下一样，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结果的出现，而这个结果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这个结果就是人类的自利行为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达到人类整体的最大福利，促进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增加。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解释尊重个人物质利益，尊重个人的私欲对社会带来的好处。正是在尊重个人物质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将会导致竞争，竞争转而为整个经济体系带来高额的产出和收入，并为社会创造财富。 斯密的上述论述涉及到以下两个需要评论的问题，对“经济人”假定和“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经济人”假定 斯密的上述论述首先涉及到是对人性预设，即个人利益的假定。这种假定是，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都存在着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斯密的这种人性预设来自英国的大卫·休谟。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大卫·休谟对人性的研究可谓开一代先风。休谟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由于这种利已本性，所以人们都要追求个人利益，而要实现个人利益就需要别人的帮助，因此，利已主义的人们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因此产生交换、分工等市场活动。斯密接受休谟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发挥。斯密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6种动机所推动：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而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倾向正是受这些动机所支配，而上述这些动机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但人类这种互相交易的倾向完全是利已心作用所致。“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已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多了” 2．看不见的手作用 在对人性预设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经过细致平衡，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不发生冲突，每一个在追求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