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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辩证统一 　　作者简介：高雨芹（1989-），女，汉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现在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摘 要：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在教育发展的不同时期存在整合与分离的变化。本文试图通过对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内涵及演变过程的树立，分析两种教育走向回归的必然性，并探索其相互融合的有效对策。 　　关键词：科学教育；人文教育；现代教育 　　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内涵 　　（一）科学教育的内涵 　　科学教育是指实施以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切科学技术成果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它包含科学知识、方法、能力的教育以及科学精神即科学信仰、科学创造精神、科学伦理的教育[1]。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是科学教育的有力倡导者，主张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培养科学型人才以促进社会发展。科学教育作为一种传授科学知识与方法，培养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的教育，它以物为中心，关注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整个物质世界的关系，其主要任务是教会人们对周围的物质世界做出准确的判断，教会人们如何正确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人们如何做人[2]。由此可知，科学教育以积累型传授为主，并以客观的和可测量的方式进行对事物的认知和探索，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 　　（二）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指实施以人类精神文化领域的研究成果（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社会政治制度和艺术等方面）以及人的主体精神世界（包括人的本质、价值体系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教育[1]。人文教育作为一种传授人文知识与方法，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的教育，它以人为中心，关注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整个精神世界的关系，其目的主要是教会人们对社会的各种现象包括人自身的行为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张扬个性，追求解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教育重在教会人们如何做人。 　　（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界定 　　对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加以界定。从价值观的角度界定为，“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和以个人发展为需要的教育价值观[3]”；有从内容的角度“以传授科学知识和以传授人文知识并发展相关能力”来界定[4]；有从教育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方式来对教育做出的“知识形态、文化形态、精神形态”[5]的划分。 　　虽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大众思维定势中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但事实上，对于如何对二者进行界定，学术界并无准确定论。科学与人文的划界缺乏学理上的依据和逻辑上的明晰性，以至于自觉或不自觉地暗合于东西方文明的划分，把科学视为西方文明，把人文视为东方文明[6]。这样的误区使得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概念上首先被视为对立，教育的服务价值不利于得到体现。 　　二、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演变 　　（一）古代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中国的古典教育内涵精深，内容广博，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其主旨思想自然中国古代教育影响颇深。而孔子的教育主张与实践中，对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进行很好的体现。例如以“六经”和“六艺”来教导学生，其中“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为“礼”、“乐”、“射”、“御”、“书”、“数”。当中是以教授学生知识技能与培养学生品行修养并重的。 　　如果将科学教育视为“用脑”进行的教育，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人文教育则是“用心”主导的教育。而除儒家经典学说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一直包含着对于用“心”与用“脑”的结合。如李约瑟称中国古代的到家思想为“科学人文主义”。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的名著《物理学之道》、《转折点》等，对中国传统的阴阳学说予以高度评价。还有学者称老子思想为“生态智慧”[7]。这充分说明，在中国古典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多数是以融合姿态呈现的，虽然在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方式上可能存在不同，但在教育目的、实质内容上，达到了一定的统一。教育目的上，使教育服务于人的生存，升华于人的生活，知行合一。 　　（二）近代教育：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分立 　　西方近代科学的兴起，对中国教育有很大影响。建立在培根、笛卡尔、伽利略等一批科学家对唯物理论和“科学至上”思想的不断发展，工业革命使人们的价值观与教育观发生巨大改变。伴随社会变革，高等教育自身也产生了长大变化。到了19世纪赫胥黎和斯宾塞则更加鲜明地阐释了科学教育的主张；同时，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的提出也促进教学向科学化发展。与自然科学的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文教育的衰落[8]。教育理想，从理想人格教育转向职业教育；教育方式，从自由教育转向质化教育，从和谐教育转向工具性教育[9]。 　　西方高等教育思想，对于中国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