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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世界格局 　　中国经验 　　金融危机后，压在中国人头上最大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四处“救急”而缓解多少。原因很简单，中国商品昔日的最大买主――欧洲、美国、日本的订单大幅度下降，而他们所提供的购买力绝非其他经济体可以轻易弥补得上。 　　所以，中国人必须找到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必须可以提供足够的购买力，吃下中国生产的商品。这是一个超级难题，但是中国找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方法――国家投资。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第一个应对措施，就是4万亿投资的出台以及接着放出的10万亿信贷。 　　这些巨额资金被释放出来，化做滚滚洪流，径直流入由国家主导的铁路、公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俗称“铁公基”）。这些巨型项目，将中国的剩余产能统统吃下。 　　这并非全部。因为在地方层面，成千上万的工程项目同时上马。这些大大小小的由国家和地方主导的项目合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需求，这些需求不仅能够消化剩余产能，而且会拉动中国经济在高速车道上继续飞驰。 　　同时，一切直接和间接牵涉其中的经纪人，在为政府投资活动提供服务的同时获得报酬，这些报酬将会化做他们的购买力。这种流动性和购买力将会化做经济运行的动力，推动整个经济体系继续运作。继而，全社会经济行为得以运行，循环不止。 　　然后，这个循环将一轮一轮进行下去，这就是我们天天听到的“扩大内需”。要做到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其最大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手中握有一笔巨大的财富，那就是占世界面积7%的土地。 　　到了今天，这笔财富变成了国家经济的定海神针，中国因此即可从容释放资金。 　　货币和货币流动的背后，若是没有实物财富对应的话，后果就是恶性通胀；而中国新释放出来的货币流动，背后有一大笔实物财富与之对应。而且，这笔财富数量巨大，只要掌握好节奏，这个“中国经验”即可高枕无忧地进行下去。 　　改革的成本 　　在二十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中，中央有了困难，可以找省级政府商量；省级政府可以跟市级政府商量；市级政府可以跟县级政府博弈；县级政府可以找乡镇政府商量；乡镇政府可以卖集体财产，还可以集资。但是，对老百姓来说，事情就完全两样了。原因很简单，他们作为最基层的经济单位，找谁博弈去？ 　　在当时的改革措施中，最有魄力的莫过于当时的国企改制。所有的国有企业之中，对于大企业和重点企业采取“抓大”政策（全力支持），而对于中小企业则采取“放小”的政策（放手私有化，交给私人资本去经营）。对于工人，其做法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以少量资金对其工龄实行“买断”，从而推向社会，令其自谋职业和出路――这是“尴尬年代中最尴尬的人”所承担的重担和成本，但是这绝非全部。这引发了一个个意想不到的效应： 　　第一个效应，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从此淡出历史舞台，他们的位置渐渐由农民出身的打工者（农民工）代替。 　　这些农民工吃苦耐劳，能够接受最低的待遇：因为他们在家乡的土地，可以为他们提供微薄但实实在在的最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接受城市原有产业工人所不能接受的最低待遇。 　　第二个效应，是作为第一个效应的结果而产生的，那就是中国企业的负担降低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雇用农民工的企业，除了每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不必再为员工提供任何待遇和福利，这是全球独一无二的成本优势。 　　这一“优点”是如此突出，从而将企业的人工成本压到了最低――低到了全球投资者都眼热、眼红的地步。形势已经如此明显：一旦阻碍全球投资者进入中国的藩篱被打开，他们就会蜂拥而入，来分享这全球最大的盛宴。 　　欧洲的未来 　　有了中国的救助，有了法德双核的全力自保，欧元区的未来算是保住了。 　　对中国来说，这是双赢的事情。欧元区保住了，就保住了中国自己那16.1%的对外贸易份额，尤其是那20%的出口份额。而且，若是通过恰到好处的操作，这两个份额可能还会上升！ 　　此外，欧元区的存在意味着美国的压力可以有人替他们分担。欧元区也不吃亏，他们不用整日惶惶不安地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了。 　　于是，法德双核终于能够定下心来想一想。他们痛定思痛，终于做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规划。 　　第一路：由德国人挂帅，任务是主持进行内部整合，逼“欧猪五国”（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5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交出经济主权，并且进行经济改革，打好基础，才好在未来同中、美一决高下。 　　第二路：由法国人挂帅，任务则是主外，目的就是继续推进“地中海联盟”计划――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欧元区大军所到之处，人仰马翻。纵横江湖数十年的卡扎菲上校栽下马来，丢了性命，为他2008年拒绝加入“地中海联盟”的行为付出了血的代价。 　　大计既定，为了永久杜绝美国人“击破希腊这艘小船，危及整个欧元区连环船”的局面再次重演，法德决定将“金融话语权”从英美手里夺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