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分裂，缘由何在？（再修订稿）.doc

草地分裂，缘由何在？ 作者：双石 背景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高原胜利会师。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6月28日，会议确立了两军合力北上，“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并于次日拟定了旨在打开北上通路的《松潘战役计划》。然而，在其后整整一个月里，因张国焘等“解决组织问题”的延宕以及其他主客观原因，致使原拟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先后在芦花（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芦花镇）、沙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血洛村）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组织问题”并修订或重拟战役计划。8月5日，沙窝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取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的《夏洮战役计划》，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经阿坝、毛尔盖分途北上。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今四川省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上八寨乡索花村寺庙内）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地区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形成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更加明确地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当前的行动方针：“迅速占取以氓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从8月18日起，右路军部队开始分两路北上，进入水草地。至8月下旬，相继进至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与此同时，发现了红军有穿越草地迹象的国民党军也开始行动，26日，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奉胡宗南令，由漳腊（今川主寺东北）出发，翻越弓杠岭雪山，沿松甘驿道进入包座河谷，增援在班佑、巴西、阿西茸、求吉寺地区的补充旅康庄团及游击支队。 这路进入林区的敌军实际上与正在水草地行军的红军右路军形成了平行北进之势。 此间，左路军先头部队已从卓克基、大藏寺地区北上，击溃了阿坝土司杨俊扎西的藏骑武装，进至查理寺、阿坝地区，一部进至嗄曲河西岸的安曲（哈拉玛）附近筹粮。 8月底，进入班佑、巴西、阿西茸地区的红军右路军主力向盘踞该地区的敌补充旅康庄团和“游击支队”盘距的班佑寺、卓藏寺（当时译作“脚仗寺”或“觉大寺”）、求吉寺（当时译作“救济寺”），以及进至上包座地区的第四十九师伍诚仁部发起攻击，至9月1日，将敌军大部歼灭，占领了除求吉寺、卓藏寺外的敌军据点。 此后，中央政治局和右路军徐、陈首长屡屡电催朱、张首长率左路军前来与右路军会合，迅速北出甘南。9月初，左路军先头部队陆续经甲本塘（当时译作“箭步塘”）向嘎曲河开进，朱、张所率红军总部也进至甲本塘。但已另有所图的张国焘始终借故拖延，最终决定要挟党中央率右路军“南下”，并令已到达嘎曲河西岸的左路军先头部队返回阿坝。9月8日，张国焘电令驻马塘一线的红三十一军政治委员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听则将其扣留”，9月9日，“密电事件”发作，中央政治局在牙弄村周恩来驻地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单独率右路军中的红一、红三军团北上…… 数十年后，这个原本已有定论的重大历史事件，因那封著名的“密电”迄今没有找到原件文稿，引起一些历史当事人和学者的置疑，产生出了“草地分裂责任谁负”的问题，甚至还衍生出了“毛泽东、叶剑英合谋栽赃张国焘”的奇谈怪论来。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再一次进行认真严谨的考量和清理，以正视听。 “北上”与“南下”，争的究竟是什么？ 这个问题近三十年来不断有人提起，无非是“北上”与“南下”不过是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胜利的方法和途径问题，谈不上谁对谁错。甚至还有人还搬出了张国焘回忆录中“如果在一年前我军果真全部自毛尔盖去到陕北，恐怕早就要饿死人了……”的话作为依据，来否定“北上”和“南下”的政治原则和路线之争的实质！ 其实，这个问题，作为重要历史当事人的徐向前说得极其透彻和明白：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