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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工商社团的社会整合作用 陈争平 教授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各国现代化的长期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与社会关系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从沿海口岸到内地城镇出现了工商社团的近代转型，它们与当时中国政权的相互关系也在不断演变，在这一背景下工商社团发挥了特有的社会整合作用，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府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调整至清代，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 “公所”为名的同业组织也在很多城镇出现，也有的同业组织以“堂”、“会”、“宫”、“庙”、“殿”等为名。明清会馆、公所等工商行会组织主要以一定的章程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约束会众，执行经济上行业协调职能、扶贫济困的福利功能、祭祖拜神等聚心功能。清后期这些行会组织继续发展，为20世纪初期商会组织及工商同业公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明清时期官府需要工商行会组织承应科差，并协助官府维护地方市场秩序。各地工商行会组织也往往要靠官府保护其“合法”性，帮助压制本地同业中其他行会的产生，维护行规的权威性；当面临其他社会恶势力侵扰勒索时，需要官府的庇护以保护行业正当利益。 原有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往往受地域、行业等限制，相互之间较少联络，内部运作机制易受旧式行帮陋规影响，难以更好地适应对外“商战”和对内“振商”的时代需要。因此，在1902～1903年间，在上海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和江苏、湖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等省份先后设立新型组织——商业会议公所。《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各省要摊派数额巨大的赔款，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取对策。另一方面，清政府也企图以变法取得列强对它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被史家称为“清末新政”的变法。清末新政中正式设立商部，并颁布《商会简明章程》26条。章程基本上按民办、民主原则规定了商会组织及办事程序。关于商会的职责，章程规定，商会总理、协理应为无法申诉各事的商人于地方衙门代为申诉，直至禀告商部核办；总理应按年列表汇报各地商务及进出口情况；会董与总理每周会议一次，接洽各商近情；总理应招集有关人员商讨关系大局事件；定期招集会董公断商事纠纷，酌行剖断华洋商人间的交涉；商会还应稽察、制止商人的不正当行为，直至移送地方官惩治，等等。 清政府正式在全国劝办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正式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正式商会，其势力和影响也为全国商会之最。此后，商会这一新型民间工商团体依法在各地相继成立，到1912年商会已普及到除蒙古和西藏之外的全国各省区，大小商会总数近1000家。商会是一地各业全体商人的共同组织，克服了以地区帮派和行业划分商人的狭隘性，其活动是以振兴、保护商业为出发点、中心和归宿的，其内部治理结构更具现代性。原有的行会加入商会是完全自愿的，任何行会只要交纳一定数额会费，即可推举行董入商会做会董或是会员。这样一来，以这些行董为代表的行会其实等于宣布加入了商会。 清末还出现了以“公会”、“商会”等命名的新型工商组织，例如在上海1905年出现了“书业商会”，1908年出现了专事为机器面粉厂采购小麦的办麦公会，1910年以后还有保险公会、教育用品公会、中华布厂公会、皮货商业公会、北市花业工会、棉业公会、木器商会等30多个。 辛亥革命后，旧帝国已垮台，新秩序却难产，这时各种社会团体应运而生。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国元年宣告成立的实业团体即达40余个，再加上其后不久成立者共有100多个团体，它们共同的宗旨是振兴实业、强国富民。这些实业团体中持续时间较长并且影响较大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拓殖协会、中国实业会、中华实业团、中国实业共济会、民生团、华侨同仁民生实业会、经济协会、西北实业会、安徽实业会、黑龙江省实业总会、苏州实业协会、镇江实业会等。这些团体召集同道，齐心合力为新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建立而努力。据统计，民国初年全国各地成立的100多个实业团体，就业别构成而言，有工业、矿业、商业、交通、农业、渔业、手工业、土产业等，其中工业团体48个，约占总数的46%；商业性团体41个，约占总数的39%。就地区构成而言，民初工商团体普及到全国各主要城市，其中70%以上在上海、南京、北京和天津。这些工商社团的广泛活动，为商会及同业公会等工商社团主体的新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了民国成立后的首部《商会法》，后又于1915年12月及1916年2月先后公布了经修正后的《商会法》以及《修正商会法施行细则》，完全承认了自晚清以来的各地总商会的合法性。北洋政府还于1918年4月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实施办法》，饬令各地筹建同业公会，明确给予工商同业组织以合法地位，并开始对工商同业团体进行制度规范。1929年8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商会法》，规定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