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doc

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 徐以骅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是近年来美国最重要的人权立法之一，是以基督教福音派为核心的所谓反世界范围宗教迫害运动的一项重大立法成果，也是自1983年美国天主教会在核军备问题上发表“和平的挑战”主教牧函以来，美国宗教团体影响本国外交政策的又一划界性事件。宗教或宗教团体虽在美国社会中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外交政策却是其较少涉足或有直接和重大影响之领域。 在冷战和后冷战的漫长岁月中，现实地缘和战略考量支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宗教问题常被受“启蒙主义偏见”影响的外交政策精英或甚至被传统人权机构所忽略，上述“反宗教迫害运动”的支持者就抱怨说，所谓宗教迫害问题是传统人权组织的“弃儿”，而“受压迫的”基督徒则是“20世纪的犹太人”。 然而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美国国内却出现了颇具声势且以国会为主要舞台的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并最终形成“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这一对美国外交和国际人权政策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立法。本文旨在对美国这一对其外交政策有重要影响的跨世纪立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实施状况作一简要的述评。 一、立法背景 美国传统的外交和人权政策一般并不特别强调宗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曾参与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各种地区和国际性人权公约或宣言的起草， 参与一系列国际人权机构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在所谓宗教迫害问题上最直接和重要的单边干预是国会于1973年通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然而作为“1974年贸易法”的修正案而被提出的禁止给予那些不允许自由移民国家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杰克逊--瓦尼克法”虽被视为“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蓝本，在动员方式如借助媒体及走国会立法路线等方面两者之间也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该项主要针对苏联和其东欧盟国境内犹太人的法案在目标和手段上均较单一，其复杂性难与后者相提并论。 美国的宗教团体虽十分强大，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干预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例， 但此种干预的实际影响却相当有限和间接。究其主要原因不外有五：首先，宗教并非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要素或变量，且经常受其他要素如地缘战略的挤压，这在冷战期间尤为如此；其二，美国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有其广泛活动和议程，难以外交政策为关注中心；其三，即使在外交政策上各宗教团体也颇多分歧，难以形成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共识；其四，在许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宗教团体既不具无可争议的道德权威，又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 其五，许多宗教团体通常持先知式的道德立场，其所服膺的善恶二元论使其难以在纵容讨价还价和妥协的政治过程和公共政策领域发挥作用。因此，尽管宗教团体一直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但其成效则取决于它们能否克服上述牵制其发挥作用的障碍，而这些障碍的存在正是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在所谓国际宗教自由领域基本上波澜不惊的主要原因。 然而自冷战结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谓国际宗教自由或反宗教迫害问题在美国宗教团体政治议程上的地位日见突出，影响宗教团体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发挥作用的诸多障碍正在一一消解，这也有其较为复杂的国内外背景。首先，作为后冷战时期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必更多顾及甚至超越地缘政治因素而把所谓反宗教迫害问题作为其外交政策的特别目标，为确立美国在全球新的领导地位占据所谓道德高地。美国国内确实有大量知情或不明真相的虔诚宗教徒关注国际宗教自由问题，但作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因素，宗教问题却不可能如此单纯。在冷战期间基督教就成了“美国反对无神论共产主义的重要立足点”及“在共产主义的无神论性质和美国国民性的宗教基础之间”划界之工具。 在后冷战时期美国朝野重新发现基督教对推动全球民主自由的“贡献”，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所谓反宗教迫害运动便成了美国政府“推广民主”外交政策的工具。 第二，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宗教呈复兴趋势，学界有人称之为“全球非世俗化”。针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风靡一时的“上帝已死”神学，法国学者吉勒斯·凯普（Gilles Kepel）称之为“上帝的报复”。 但宗教增长在许多地方也造成新的政教冲突，照哈佛大学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说法，政教冲突是宗教权力扩大的代价。 与此同时，世界基督教的重心也发生了北半球到南半球的转移。20世纪初全世界85%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和天主教徒）还居住在西方，但到世纪结束之时，全世界基督徒已有60%以上居住在北美和欧洲之外。 大量基督徒居住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欠发达或按西方标准信教尚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以及电子通讯的便捷和即时性，使美国政治和宗教右翼极易利用这些基督徒的境遇在美国迅速增长的福音派中进行政治动员并建立组织网络。正是基督教全球分布格局的变化使主要由基督教右翼发起的所谓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