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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性禁忌 　　房事禁忌是一种远古的禁忌，从图腾时代直到现今，这一禁忌始终存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类、族群的繁衍、生息，所以历来被人们所重视。中国人在性方面讳莫如深，因此，这方面的禁忌很难传播、很难搜集。许多有关习俗，也囿于某一社区，或者在家族、种姓系统等极狭窄的范围内传继着，很少为外人所知。 　　婚恋房事禁忌 　　房事是指性行为、性生活。婚姻是性行为、性生活的合法化。那么在婚姻禁忌中，凡属于男女双方禁忌结为婚姻的，实际上都包含有禁忌他们之间发生性关系的意义，因此在上文中所提到的择婚禁忌（包括氏族内外、同姓异姓、表亲血统、长幼异辈、等级差别等情况下的择婚禁忌）和议婚禁忌（包括婚龄、生肖、门户等方面的禁忌）都有房事禁忌的性质。例如佤族婚俗中有同姓不婚的禁制，实际上也意味着严厉禁止同姓之间发生性行为，他们以为这是大逆不道，会触怒鬼神。如有人违犯，全村人、全姓人都要受鬼神的惩罚，会遇上旱灾或涝灾。如果发生了什么灾祸，他们也往往会从这里寻找原因，怀疑是有同姓人发生了性行为。据《佤族简史》云，“一九五七年春旱，西盟永广寨饮水都感到困难。该寨头人认为有人乱伦了，便到处侦察，一天晚上，发现艾香的养子与同姓人发生性关系，于是头人便击响了木鼓，立即有很多人手持火把、长刀奔跑于寨内，边跑边砍家畜（按他们的习惯，在这种情况下，谁家的家畜都可以砍，最后由乱伦者赔偿）。艾香的养子吓得逃跑了。艾香赶快请魔巴杀鸡做鬼，求鬼神饶恕，并向因此损失家畜者一一赔偿”。可见性行为的禁忌是可以与婚姻禁忌相一致的。 　　黎族在允许通婚的范围内，可以参加“放寮”。据吴存浩《中国婚俗》云：“（黎族）参加‘放寮’的男女主要是未婚青年人，但是，已婚尚未落夫家的女子亦可参加。这样的女子‘放寮’中发生性行为一般也不受社会舆论的谴责，与别的男子所生子女不但不被夫家刁难和歧视，反而受到欢迎。至于寡妇参加‘放寮’，更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放寮’对象必须和通婚范围一样，严禁在同血缘氏族内部进行，同血缘的人不能通婚，也不得‘放寮’。”这里，通婚的范围几乎等同于“放寮”的范围了，当然这不是一个共性的规律，并不是所有民族都是如此的。但从反面来看，不能通婚的人，也不得“放寮”却对理解性行为禁忌和婚姻禁忌的一致性是有所帮助的。 　　从以上列举的两个例子来看，性行为禁忌和婚姻禁忌是可以相一致的。凡是禁忌通婚的，也就禁忌发生性行为。这一点尤其在婚姻的群体意识方面，表现得更为显著。这是与原始时期的图腾禁忌和乱伦禁忌有直接关系的。至于婚前性行为禁忌，主要是指允许通婚的男女在结婚前的性行为禁忌。它主要是关于个人的身体和精神的，而一般于群体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当然，从道德风尚出发，这种禁忌也体现着整个群体的意向。 　　婚外房事禁忌 　　中国大多数民族禁忌婚外性行为，以为是极其不道德的事情。广义的说，婚前性行为也是属于婚外性行为范畴的。婚前性行为的禁忌，在于女性更为严厉。汉族旧时“洞房验贞”和男性对于新娘一定要是处女的强调都体现了这种观念的存在。对于男子，虽然也是禁忌婚前有性行为的，但旧时实际上并不十分严格。尤其是对于富家子弟，有些地方甚至鼓励男子婚前在性生活方面的放荡行为。这虽然不合礼教，但至少这种性行为是被认作一种享乐的，而非危险的、可怕的事情，因而它不是被坚决的制止的。如果同一民族中一种禁制只是针对一部分人的，而另一部分人则可以不受此约束，那么它一定是社会化了的、制度化了的禁制，而不再是与恐惧、危险相关的，出自人们内心的禁忌了。中国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对男女婚前的性行为并不看重，不但不禁忌，还设有公房，为了提供方便。但是，发生了性关系，或者有了孩子之后，便要结婚，否则会受到舆论的非难或物质的惩罚。凡是有婚姻形式存在的民族和社会里都会有婚外性行为禁忌（亦即婚外房事禁忌）。违犯这一禁忌的性行为都要受到谴责和惩罚，因为，没有被禁止的性行为也就无所谓合法的性行为了。 　　狭义地讲，婚外性行为禁忌，是指已经结了婚的人又与第三者发生的性关系、性行为。这种婚外性行为是不合法的性行为，因为它极易引起乱伦畏惧。据信，婚外性行为是会给自己或他人带来灾难的。汉族中流传的俗谚：“赌近盗、奸近杀”、“赌博场里出贼情，花柳巷里出人命”、“过去桃花运，就是窟窿山”，便是这种思想观念的反映。民间还以为“万恶淫为首”。如果有婚外性关系，将会导致轮回报应，所谓“淫人妻女，吃谷还米”。许多传说故事中都有淫人妻女的人，自己的妻女又被他人所淫乱的情节。这是冥冥中落在当事人头上的自我报应。可见婚外房事禁忌在中国许多民族中都是很严格的。 　　养生房事禁忌 　　即便是合法的夫妇间的性生活、性行为，也有许多禁忌，这多数是出于健康方面的考虑。俗以为淫欲过度，会损伤身体。人们对于精液的认识是很神秘的，以为那里面含有某种精气、元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