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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美食三章 　　莫言的美食 　　莫言是第一个中国文学的胜利者，有人说莫言会找翻译。到底莫言会找翻译，还是翻译会找莫言，无从寻觅也不必寻觅。爱默生说，深海处还有更深的海床。我说，莫言的深海处，是一片有关吃的海床。 　　我从莫言一首回忆童年的打油诗里，看出端倪：“不才生在平安庄，从小吃草与秕糠。忽然一日吃鸡蛋，犹如打开一扇窗。”（《忆童年吃鸡蛋》）读到这首打油诗，我笑了。莫言说过，饥饿是他写作的财富，此言不虚。20世纪文革前后，在山东高密的平安庄，有个“右派”被遣返老家，他跟莫言一起干农活，聊到一作家写书得了稿费，一天三顿饭顿顿吃饺子。每天都能吃饺子，那多幸福呀。莫言特羡慕作家这个职业，就攒足劲开始写小说。 　　现在的莫言，长得非常富态。这个稍胖文人，可就在12岁的童年，因饥饿难耐，偷吃了生产队地里的胡萝卜，而被押解到地头毛主席像前罚站，几乎被打死。《透明的红萝卜》是彻心彻腹的表达，那种饥饿和屈辱成了莫言最刺心的痛苦，这是莫言今天为什么不断咏叹食物的原因所在。 　　饥饿的终点，是死亡。只有凭着勇气脱离死亡的人，才会受到刺激，很想改变处境，让自己吃好。既然已倔强，就倔强到底、彻底倔强，莫言只能靠自己的笔来不断挣脱。《透明的红萝卜》里的黑孩，偷了红萝卜和地瓜，一句话不说，在打铁的火炉上看萝卜金黄，看地瓜爆炸，是一种吃的悲愤；《红高粱》里的“我爷爷”，黄瓜拌烧肉、煎饼卷鸡蛋、红薯干或高粱面的窝窝头，吃饱了枕着麦个子，则是一种吃的幸福。 　　莫言写散文《吃相凶恶》，写小说《粮食》，写中长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食草家族》、《酒国》，都离不开“吃”。“吃”，成了莫言作品的关键密码。莫言曾写道：饥荒年代，一位农妇偷偷将生产队的豆子完整地吞进肚子，回家后再将豆子吐出来，喂给饥饿的孩子和濒死的婆婆，自己“死蛇一样躺在草上，幸福地看着他们围着瓦盆抢食。”这样的文字，只有经历过苦难并敬畏粮食的人，才能写出来。 　　在成为作家之前，莫言曾编过“吃”的顺口溜。有一次，村里放《列宁在1918》的电影，莫言编的几句顺口溜，在当地广为传唱：“列宁同志很着急，城里粮食有问题。马上去找瓦西里，赶快下乡搞粮食。”2012年10月11日18点40分，瑞典电话通知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的妻子杜芹兰正把葫芦馅的饺子出锅。“不管得不得奖，包了一顿饺子。生存就要吃，想着吃好，才能心里亮堂”。 　　记得当年土耳其作家凭《我的名字叫红》获诺奖，不久帕慕克到中国访问，只和莫言私下吃了一顿饭。莫言后来透露：“我们没谈文学，只谈美食。”莫言酷爱面食，他的代表作《丰乳肥臀》在日本上架时，买一套书送一盒馒头，这是知立市称念寺大和尚的策划。2000年春节，大和尚和馒头店老板专飞北京，带了几种“莫言馒头”样品，莫言最终选了一种小麦颜色的，看上去略显古朴，“莫言馒头”由此诞生。 　　莫言的家乡，在山东潍坊高密。高密有非常多的小吃，如朝天锅、景芝小炒肉、密州烤鸭、诸城辣丝子、杠子头火烧，这些舌尖上的美味养育了莫言，它们也始终贯穿在莫言作品中。莫言的作品通过写吃，体验人生真味，感悟生存之道。山东乡间的吃，在莫言的《故乡美食》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也不中。”莫言在其《咏故乡高密》有曰：“石磨火烧咬头好，韭菜炉包滋味香。”据莫言女儿管笑笑回忆，有时候她会被爸爸、妈妈鼓捣去北京郊外摘野菜。每逢采野菜回来，爸爸会兴致很高地下厨，她在一旁帮忙打下手。这样，晚上饭桌就会有一些野菜+韭菜馅的烙饼，或是野菜+韭菜馅盒子，全家人围着桌子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其乐融融。 　　莫言的美食，从头到尾，看上去并不美；但是，能填饱肚子的食物，即便贫贱，也是美的，也是乡情的。这是一种心灵会意上的高贵。一个人最痛苦的，不是吃不到美食，而是心中没有了美食。要留一点童心，在内心深处，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里，请保持对食物的童心，这一点会让人活得很快乐。人人都可成圣，只看自己如何做到圣人的成就。 　　美食圣手汪曾祺 　　作家洪烛，写过一本《美食家是怎么炼成的》。他说，自己不是美食家，只是饮食文化的票友。洪烛说，他写的美食故事，跟李渔、袁枚、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等前辈相比，差老远呢！ 　　尤其是汪曾祺，让洪烛领略到他的大雅，乃至大俗；而在他身上，大雅和大俗，从容地活在一起。汪曾祺喜欢在家中烹饪，觉得跟做文章一样刺激，讲究起承转合、绘声绘色、画龙点睛。这就是性格：烹调手段，和写作方法息息相通。 　　汪曾祺的文学作品，在平淡中出奇，在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中，流露出人性的光辉。汪曾祺美食文章中，也处处体现出对人之真性的赞美。 　　汪曾祺的一生经历，从地域上看，由故乡高邮到抗战时期求学昆明，后蛰居上海，再到“文革”中下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