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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现代精神病学 　　从一开始，精神病学的两端就不是医生与患者，而是整个社会与被排斥的另一方。 　　今天以英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国家政策和立法正开始改变精神卫生行业的本质。为解决贫穷、失业与精神障碍问的关系，国家政策和立法开始关注弱势群体及社会排斥问题。各国的“精神卫生国家服务政策法律框架”中，开始强调社会环境、价值体系和互助协作的重要性。而这一改变无疑是对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下的现代精神病学的反思与挑战。 　　一言以蔽之，政府和民众都渴望改革精神病学及其从业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正如Muir Gray的论述，这项需求也不仅仅针对现代精神病学，更针对所有医学专科。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时代特征――民众对科学技术的信仰，正在逐渐消退。 　　根据Muir Gray的观点，后现代医疗行业的任务不但是维持并提高其现代时期的成果，还应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调整。其关注点应该由“现象证据”转为“价值体系”，其兴趣点应该由“利益”转为“挑战自我”。医疗行业其实也已意识到这一改变，并开始接受这一现实。 　　但是，精神卫生领域面临着一个其他医学专科都不会面对的额外困难。它在20世纪取得的成果本身也受到了质疑。例如，尽管人们一直抱怨在医院里等候时间太长、医疗服务人员态度太差、医患沟通效率太低，却很少有民众质疑医学技术本身。而20世纪的精神病学本身一直受到民众的挑战和质疑。我们无法想象民众会发起“反儿科”或“批判麻醉医学”的运动。但是“反精神病学”及“批判精神病学”的运动却有着悠久的历史。20世纪的精神病学对这些挑战一直持保守抵制态度，并建立了其医学特性。尽管该学科在19世纪60年代的反对运动中幸存下来，其伦理与法律方面仍存在无法解决的根源性问题。 　　现代精神病学的起源与反思 　　从一开始，精神病学的两端就不是医生与患者，而是整个社会与被排斥的另一方。社会中属于以有权势的人为代表的多数人；精神障碍患者是少数个体，无力对抗社会的压迫。当时社会的话语权与行动权，掌握在极少数位高权重的人手里。尽管当时的精神障碍患者心理活动有可能被外界理解，但由于与强势群体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故而被多数人无情地抛弃镇压。这是权力对个人肉体的直接压迫。 　　人类的现代精神病学来源于欧洲启蒙运动中对理智与个人意志的追求和探索。后现代主义对其的反思，不是要抵制启蒙运动的影响和作用，而是让人们在看到优点的同时，不要忽视它的危害，应当对其“进步性”持谨慎态度。 　　我们必须承认，科学技术可以解放人，也可以成为剥夺异己话语权的工具。一方面，欧洲启蒙运动对于理智和秩序的追求，导致当时社会千方百计想要除去“非理智”的异端份子。正如Roy Porter在其《疯癫的历史》一书中所述：从17世纪开始，出于对理智的狂热，社会的任务就是要批判、谴责乃至镇压被社会统治阶级或主流人群认定为愚蠢或无理的人们。这些人被判定为不利于社会的发展，甚至是威胁。 　　福柯（Foucault）更是认为，精神收容所的大量出现，并不是由于医学的进步，而是一种社会排斥行为。精神病学直接产生于此行为。 　　Roy Porter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精神病院的建立促生了精神病学。只有且一旦大量精神障碍患者被塞入收容所，精神病学才获得真正的发展机遇。”而另一方面，对于理智的信仰让民众开始相信，处理精神障碍的最佳手段只有医学。 　　从笛卡尔开始，启蒙运动也开始关注开发个人意识。这最终导致了现象学及精神分析学的产生。但是，20世纪的精神病学，并未批判性地接受对于理智及个人意志的强调。 　　精神障碍是内在问题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几部精神病学著作之一当属Karl Jaspers的《普通精神病理学》（GeneralPsychopathology）。Jaspers将精神障碍的外在表现独立于其内在本质之外：“尽管描述精神障碍事件时，当事人的心理有一定的重要地位，但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只对其外在表现感兴趣。” 　　这些观点深刻影响了欧洲乃至全球精神病学的发展。此后，精神病学继续忽视心理现象的背景环境。精神障碍及抑郁情绪等，被定义为异常的个人经历及感受。社会及环境因素被认为是影响很小，甚至无关紧要的因素。 　　造成此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大部分的精神卫生案例都发生在医院，而且医疗方案都是针对患者个人的药物或心理疗法。还有部分原因是，对案例的分析在生理机制层面上，因而在行为、认知及心理动力上，都只关注患者个人。 　　对精神障碍的科学性解释 　　启蒙运动声称，人类的痛苦可通过理性与科学的进步而消除。精神病学的功用就是以病理学和神经科学为框架，建立对精神障碍的理解，而排除灵魂、伦理道德与政治方面的因素。该现象在最近达到巅峰，出现了“脑的十年”（Decade of the Brain）计划，宣称精神障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