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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音乐“生态”审美性 　　作者简介：陈琼（1987―），女，汉族，河南省漯河市人，2011级硕士研究生，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文艺学专业，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摘 要：后现代音乐在机械复制时代与物欲膨胀消费横行时代，其所崇尚的反正统、非神话、差异性、偶然性及多元性信仰导致音乐精神失态化，脱离了其平衡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生态性。在此音乐及其审美思维畸形发展的背景下，音乐“生态”审美的提出旨在达到现代人精神意志与社会现实矛盾、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平衡状态――天人合一。 　　关键词：后现代音乐；“生态”；审美性 　　人是“立地顶天”（现实世界）而“与天地参”（理想世界）①的存在物。人类具有自由独立性的精神生活是保持“实然”与“应然”之间平衡的必要张力。而音乐恰恰是人类精神生活通过理想世界的“悬设”达到现实生活的自觉化且意义化的桥梁。 　　然而后现代音乐“溢出了艺术的容器”：后现代全新音乐的艺术实践是基于疯狂的物质生产和文化消费享受，造成精神分裂、意义混乱的文化系统。即后现代音乐在机械复制时代与物欲膨胀消费横行时代，其所崇尚的反正统、非神话、差异性、偶然性及多元性信仰导致音乐精神失态化，脱离了其平衡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生态性。 　　音乐人类学家、钢琴家布莱金认为音乐最难研究的不是音符，是体内的感受，是人的社会生物反应。[1]“生态”审美性音乐是美好、健康、和谐的，正如自然界维持各生物生态系统的平衡发展。后现代音乐“生态”审美性旨在达到现代人精神意志与社会现实矛盾、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理、意志）、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平衡状态――天人合一。 　　一，后现代音乐之非生态性 　　后现代音乐具备了艺术中的隐喻与暗示走向浅薄的机灵与非创造性的重复。这种机灵是文化渗透于感性具体化的理论的实践，是功能主义的平庸产物。音乐风格受肤浅、虚假的符号语言与非创造性隐喻的影响，因袭陌生的符号语言、大杂烩风格，表现为贫乏、粗俗、语言贫乏和功能主义的社会缺陷。阿多诺在《音乐拜物教与听觉的倒退》中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所说的商品拜物教在音乐中变成了一种“音乐拜物教”。自20世纪50、60年代以来，音乐“堕落”成了一种特殊的商品、“音乐拜物教”，作为这种音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把自身异化给了这种作为商品的音乐。音乐从未陷入到今天这样大量的情感和官能中以至不能自拔。 　　1，创作之非生态 　　艺术活动――音乐创作――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创造活动。莫蒂默?卡斯曾说：“作曲家必须能再现和审美地复制出自己内心的综合心理活动。”[2]故音乐创作的本质应该是作曲家用音响审美地表达自身和他人的内心。奥索夫斯基曾经说过：“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总要体验到一些情感状态，他们必然被包括在审美经验之内。”[3]音乐创作作为一种审美创造，是一种主动的审美活动。这种主动性表现在作曲家需要去寻求和创造符合于自己审美意愿的音响，即健康、美好的具有调适性的生态音乐。 　　但后现代音乐创作对“创新”的过分追求，给予音乐创作这个并不属于“科技”范畴的领域以太多的压力，致使他律与自律彻底破裂，走向自律的极端发展：抛弃了调性，进而抛弃了乐音。正是这一放弃，使20世纪以来的艺术音乐成了“专家音乐”（达尔豪斯）。序列主义所带来的创作方法和规则的极端多元化或个人化，使新音乐在方法论上的极端开放性导致了它的极端封闭性，这种专家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曲方式甚至阻碍了新音乐作曲家们彼此之间对彼此作品的相互理解和鉴赏。[4] 　　后现代音乐创作的共同美学特征是将主要兴趣集中在寻找和发现新的音响结构上。歌词与音乐分离，作曲家不仅不根据“语言的旋律”或“歌词的音响”来“谱”曲，更有甚者，把语词当作一种新的音响元素或音响材料――而不是语言材料――来看待，例如将一个词或一句话的语音音素按照音色、音程、时值等等进行分解，编为序列。音乐完全丧失了自身所具有的调适心理，唤醒人内心美好记忆，排解烦恼矛盾达到心灵舒适健康的平衡的特征与功能。 　　20世纪以来的音乐能把一切无论是什么通通变成“结构”。约翰凯奇用《四分三十三秒》把音乐还原到完全的“无声”，从而达到无法再“自律”的极限；序列主义的无调性为噪音的序列作曲提供了保证。结果，新音乐的“自律”远远走到19世纪自律论者所提出的“音乐是鸣响着的乐音游戏”的定义之外去了。不是调性之内的“乐音游戏”，而是以一切音响为材料的结构游戏。[5]结果是：“由于作曲家被授予无限制的权力，音乐生产超出了自己可支配的范围，而使得自己被渐渐蛀空。音乐生产被完全达到的自律却培养它走向了他律；自知不再受任何外在的约束的构造自由，放任自己作为方法去实现那外在的目的。但这样一来，反把自己卖了。”[6] 　　情感的本质是生命本身。因此，当今社会跨文化跨国际的大背景下，后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