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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工会在沃尔玛的一次艰难维权 　　2014年3月31日晚，一辆大卡车驶进了沃尔玛常德店的收货部。一直密切关注此地的员工们迅速聚集起来，用两辆女式摩托车横在卡车面前，试图阻止其把货物带走。 　　过去26天，收货部成为了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和因关店被遣散的员工们拉锯站的地方。 　　拉锯战始于3月5日。头一天，该店突然单方面宣布关店。次日，员工们每天自发工作16个小时，甚至集体睡在超市里，看守着贵重资产不被沃尔玛运走。他们担心，在关于遣散补偿的争议结果还没出来之前，店里的资产如果被转移，他们将失去一大谈判砝码。 　　3月21日，数十名警察对超市进行了强制清场。但此后，员工们仍高度关注着收货部。就在31日晚间员工们用电动车挡住卡车的时候，在收货部北面几十米外的烈士纪念陵园里，黄兴国正坐在纪念塔边，用手机实时联系着现场的员工。 　　黄兴国是沃尔玛常德店的工会主席。在2013年工会主席的换届选举中，时任副主席的他以全票当选。这次，正是履新才一年的他指挥着这场有影响力的工会维权行动。 　　做一回“真正的工会主席” 　　3月5日，沃尔玛常德店突然宣布闭店及员工安置方案，涉及全店共135名员工。店方还将19日定为员工接受的最后期限，并准备举行“闭店沟通会”。 　　而就在19日当天，一线员工的工作岗位当即被外地前来的同事所取代，工号已经不能进入系统，店内出现了大量陌生人。 　　按照正规的闭店程序，工会应当提前一个月被告知，并召开大会通知员工。在店方公布的安置方案中，分流安置是让员工们前往其他门店工作，不过最近的一个门店，也在近百公里外的益阳，这个选项变得不现实。 　　另一个选择是买断补偿，支付N+1（N为工作年限）个月的工资，数额也尚存分歧。 　　黄兴国本打算平静地接受闭店分流这个安排，如无意外，他将从常德店的行政经理兼工会主席平移到长沙或者益阳某店的平级主管，待遇不变，他甚至被暗示，可能还有晋升机会。 　　但店内员工一直没有通过官方渠道收到消息，就在公司张贴《停业公告》的前一天，黄兴国改变了主意。 　　“我看到资方太强势，员工们太弱势了。”他说。甚至有一位主管不愿被约谈，被副总指认出来，三个人“追着他谈”，平时很坚强的他突然情绪失控，哇哇大哭起来。 　　于是，黄兴国决心做一回“真正的工会主席”。 　　3月4日，他在电话里向店方表示，公司突然宣布关店，侵犯了工会的事先知情权。工会委员会拟定了15项诉求、制定了工会会员委托书，向劳动监察、信访局和派出所送出了维权说明。 　　他们还向常德市总工会发出了求助信。第二天，街边的横幅上，出现了员工们的口号与诉求。 　　这样的行动将黄兴国和工会委员们推到了风口。 　　劳资三项分歧 　　3月7日下午，店工会和沃尔玛资方在常德市总工会进行了首次劳资沟通，超市所在的武陵区政府、区信访局、区商务局等相关政府部门悉数到场。在历经7次沟通会后，诉求从最初的十五项减到十四项，谈到最后的三项分歧，劳资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完全和解。 　　员工们几乎都能记起自己进店的准确日期，以及沃尔玛的口号――“尊重个人、服务顾客、追求卓越”。一名女员工说：“但我觉得第一条它现在就已经完全违背了。” 　　3月20日，工会代表仍在坚持的77名员工就三项尚存的分歧向店方发出了谈判邀约函。但此时的沃尔玛已经不愿再出现在谈判桌上，并按照自己的节奏进行闭店。 　　市总工会一位参加了多次沟通会的人员透露，如果要通过谈判改动沃尔玛的闭店安置补偿措施，可能要到美国总部获取权限，而且将影响到之后所有的门店闭店政策，成本可能增加很大。 　　沃尔玛区域公共关系总监李呈舫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分歧有争执很正常，如果没办法的话，那么劳动仲裁、法院判决也好，我们都是接受的。” 　　常德店工会则主张，沃尔玛是“经济性裁员”，且违法解雇，应按相关法规支付两倍赔偿金。 　　但是，分店关闭是否属于“经济性裁员”，成为争议焦点。 　　应劳方与店工会的委托，曾参与劳动合同法起草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常凯以法律顾问身份介入了这起集体争议的协调和处理。 　　常凯认为，即便对法条的理解尚存争议，但是店方的闭店程序违反了劳动合同法，无视职工和工会的存在，应负其责。 　　而且，店方在没有任何理由说明的情况下，明确拒绝了店工会提出的集体协商谈判邀约，而且还断然拒绝了常德市总工会关于邀请常德沃尔玛劳资双方到市总工会举行集体协商谈判的建议，这违背了工会法。 　　常德店的员工们在工会组织下开始了抵抗。市总工会也传来了消息――作为基层工会的“娘家人”，市总工会支持基层工会依法合规地维权，但是不要“扩大化、政治化”。 　　如今，沃尔玛常德店维权行动的影响并不只限于国内。3月24日和28日，总部在瑞士的国际工会（UNI）以及美国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