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观.doc

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风起云涌。这场由知识女性发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波及到了政治、文化、文学等社会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更推动了女性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发展。翻译研究者从中找到了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相似点,认为翻译中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开始质疑暗含男性中心论的译论。由此,女性主义 翻译观应运而生。 一、女性主义与翻译 两千多年来,翻译领域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性别隐喻,如,把翻译比作“不忠的美人”。翻译被置于与女性相同的地位。原作对于再生产的译本所具有的等级上的权威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接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弱的派生女性。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处于这种弱势地位是长期受父权压制的结果。父权中心制统治下的翻译研究移植了社会文化中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使翻译这种跨文化的语言活动也被视为从属、派生的部分,进而被女性化和边缘化。女性与翻译在共同的历史境遇上找到了相似点和类比的基础,从而引发了两者相互结合的可能(徐翠波,2011,p.60)。 二、理论主张 女性主义和翻译都是对语言的一种批判性理解,当二者结合起来时,便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女性主义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研究的视角,它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一些重要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其主要观点包括: (1)对传统翻译理论标准“忠实”的颠覆,强调叛逆 中外传统翻译理论一直把“忠实”视为翻译的根本准则之一。 传统翻译理论中翻译标准的核心就是“信”或“忠实”,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以原作/作者为中心,强调译文/译者对原作/作者的绝对忠实。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坚决反对这一观点,她们认为,语言中充满了性别歧视,“忠实”通常意味着剥夺女性的话语权(马丽娜, 2012, p.127)。 因此,在翻译中,她们要“妇弄”(woman handling)文本,对文本从女性视角、以女性的方法进行操纵,大胆实践自己的理论宗旨。 (2)重新界定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译者主体性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打破了传统的“作者/原作-译者/译文”的两元对立模式,提倡原作-译文的共生共荣。这首先表现在翻译延伸了原作的生命,使得它得以在另一个语言文化空间中面对新的读者群体。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译文是原作的后续的生命 (afterlife),译文为原作开启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提出“性别译者”(feminist translator)的概念,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长久以来,传统翻译理论以“忠实”和“等值”为基础,忽视了译者的主体性。译文一直被认为是原作的附庸,译着仅仅是派生的和非创造性的活动,把译者的主体性化为零,是原作之镜。但女性主义者从译者的性别角色入手,重新界定了译文与原作的关系,突显了译者的主体性。 (3)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 除了理论上的贡献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丰富的翻译实践,以消除翻译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对《圣经》作女性主义及两性兼容的语言( inclusive-language) 的阐释引发了争论,不仅让人们注意到性别化语言带来的冲突性的含义,而且也加强了对人们对翻译作为内容丰富的阐释活动的理解。她们宣称,在翻译过程中要用各种翻译策略彰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的声音在语言中“可见”。在翻译的实践中,很多女性主义译者大胆采用新词、新拼法、新语法结构,以及运用一些文字游戏,目的在于超越男权语言的成规,为女性话语开辟新空间。 总之,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肩负着为自己与翻译正名的双重历史任务,她们为此而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奋斗,并在翻译的手法上提倡干预性的翻译策略。弗洛图( Louis von Flotow,1997) 提出了女性主义译者常用的三种干涉文本的翻译策略,即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 (prefacing footnoting)和劫持 (hijacking)。 (a)增补(supplementing) 增补策略是指以这对两种语言的差异之处予以平衡的创造性行为,等同于一些理论家所说的补偿(compensation)。译者基于自己的立场在增补过程中对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如“HuMan”中用大写的“M”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等。这种翻译方法体现了女性译者对原文文本的有意识的干预。 (b) 加写前言和脚注 (prefacing footnoting) 前言与脚注是指对翻译过程的描述,以突出女性译者翻译的差异性。这一策略已经成为女性主义翻译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