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doc

宋元善恶报应信仰之发展及其对戏曲的影响 摘要： 宋元时期，在三教融合并且不断世俗化的背景下，善恶报应信仰成为了时人最为普遍的一种信仰习俗，它的发展和盛行，不仅具有整顿人间伦理秩序的作用，同时也对宋元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既与宋元戏曲描摹世态、揄扬善恶的本体特征相关联，也与美善统一的文艺传统相契合。 　　关键词： 宋元；善恶报应；戏曲；影响 　　 　　在中国，善恶报应信仰的产生，是与先民对鬼神和上天的的敬畏与崇拜相一致的。作为一种观念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它对古人的心灵与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善恶报应信仰，现今的学者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融合着儒、道、释三教思想的混合体。这固然不错，但需要稍加强调的是：其一，善恶报应观念的渊源极早，远在道教形成和佛教传入中土之前。其二，儒、道、释三家的善恶、承负、因果、报应等思想对于古人善恶报应信仰的形成和巩固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彼此既有冲突，也有统一。其三，善恶报应观念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信仰而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是在宋元时期，同时，它对宋元戏曲——宋元南戏和元杂剧——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仅就最后一点进行展开。 　　 　　一 　　 　　宋元时期，儒、佛、道三者之间，既互相矛盾，互相斗争，但更多的是互相吸收和互相融合，“三教合一”已成为诸家的共同认识和做法，而善恶报应之论往往成为三教融合的一个结合点。 　　佛教东传以后，其发展过程，就是不断中土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宋代以后，三教融合，佛教的中国化具体地表现为佛教伦理的儒学化、世俗化，世俗生活成为佛教关注的重要内容，佛门注重以布道弘法劝诫世俗，扶世助化。”[1]在提倡三教融合方面，宋释孤山智圆直接主张佛教伦理向儒学的靠拢，他说：“士有履仁义、尽忠孝者之谓积善也。”“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也，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2]也就是说，在智圆这里，以忠孝为至善的标准，佛教与儒家已趋统一，“外典”、“内典”的差异，仅在于修身和治心的方式不同。其后的“明教大师”契嵩也有相近的言论，这种状况，实与宋代的宗教政策密切相关。宋初，最高统治者虽确定以儒治国的方针，却又采取儒、释、道三教并兴的政策，这为三教的融合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宋真宗曾对臣下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唯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执，触目分别，于道益远。”[3]他又尝著《崇释论》二篇，认为:“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荀、孟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4]作为浮屠的智圆、契嵩等人，他们的善恶观，正是这种社会文化土壤的产物。 　　道教在宋元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由于它与儒家思想的隔阂较少，所以对道教而言，所谓三教融合，主要表现为道教对佛教教义和理论的吸收，这在善恶报应观念的改进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实际上，从东晋以来，一些道教书就开始吸取佛教的六道轮回和因果报应的思想，方天立先生指出：“这表明道教学者将佛教的业报轮回思想和道教的承负说相融合，借以加强劝善惩恶的社会功能与效果。这种思想倾向一时成为道教学者撰写经书的风尚。”[5]正是在这种思想倾向的推动下，宋元时期出现的许多道教新教派，均大规模地吸收儒、佛思想，从而使三教融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相应地，善恶报应的内涵也愈加丰富，其对受众的心理和生活的影响也愈加深入。而对这种影响的形成具有关键作用的，不能不论及两点：一是全真教的形成与发展，二是佛、道劝善书的广泛流行。 　　 　　二 　　 　　全真教由王重阳于金大定七年（1167）创立，并在元代获得极大发展。全真教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就是高唱三教平等、三教一致，这一观点在王重阳及其后继者的言论中随处可见。比如，王重阳说：“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6]丘处机也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7]在三教合一教义的指导下，全真教大方地吸收佛教的六道轮回说，渲染轮回之苦，如《重阳全真集》就说：“我今嗟彼世间人，来路前生作甚因。但恐性乖来路失，归时转转入灰尘。”“世上轮回等等人，各分神性各分因。百年大限从胎死，五蕴都归尘下尘。”[8]而在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有关对话记录中，我们亦可以清楚地看到三教善恶报应思想的混融：“一日，上（按：指成吉思汗）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按：指丘处机）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祐，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9]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儒家的赏善罚恶和以仁德保民、佛教的戒杀、道教的承负说等等，已经非常自然地糅合在了一起。 　　此外，刘处玄《仙乐集》中的《天道罪福论》在推进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