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探究.doc

工学结合的校企合作探究 摘要： 经济体制转型导致的市场机制问题引发的多层面问题， 导致实践中校企之间合作困境。市场中的交易成本的大小决定了校企合作的组织形式， 而校企间的专业性资产与非专用性资产投资， 决定校企之间的纵向一体化与分解。校企之间的激励机制设计可以有效增进合作效率， 校企互相渗透可以纠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道德风险， 但在实践中需要深入研究。 2001 年， 世界合作教育协会定义“‘与工作相结合的学习’ 是一种将理论知识的学习、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实际工作的经历三者结合在一起,使学生在复杂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更好地生存和发展的教育方法”。其内涵是以校企合作、双向参与、互利共赢来实现增强办学活力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 适应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素质的需要[1]。2006 年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试行工学结合、半工半读的意见》提出“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 加快推进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 [2] ，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培养模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最重要的培养模式之一， 也是我国高职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一、“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的困境 我国在“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方面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三个层面， 即政府层面的问题、学校层面的问题和企业层面的问题。 就政府层面问题而言， 政府的任何政策和行为是校企合作的外部环境， 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 如果政府能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市场失灵，其基本职能仅仅作为“守夜人” 而已， 即每一种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提出的“非分散化基本定理” [3] 认为： 如果没有政府干预， 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 尤其像中国一样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 政府的干预不能削弱， 这是目前中国存在“政府主导型” 的“校企合作”模式的理论依据。但是， 市场的缺陷仅仅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 政府行为必须紧紧适应市场的发育程度， 应该具有动态性，从这一角度出发， 无论“ 政府主导型” 还是“市场主导型” “校企合作”， 根本问题都在于体制的快速转型所造成的“市场” 的诸多问题不断升级与延伸和政府“指令” 的滞后与不健全，其根本症结不在于政策的诸多弊病， 而在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与不成熟。 就学校与企业层面而言， 即使市场机制健全有序， 为什么企业和学校像经济学家D·H·罗伯逊所指出的， 是“在不自觉的统筹协调的大海中的自觉力量的小岛， 它如同凝结在一桶黄油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 [4]， 为什么学校不是企业内部培训机构的延伸， 或者企业是学校的实训场所的扩大， 却是以分工形式的独立组织出现？斯密提出分工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带来效率。[5] 因此在一个市场运行无成本的世界里， 学校和企业间的专业化会无限扩大。但是我们却又观察到现实确实存在着校企之间的合作， 比如许多学校校内实训工厂化。斯密又提出“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 的著名论断， 同时杨格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 指出“分工受制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 [6]。但是， 斯密－杨格定理包含着报酬递增、无交易成本的思想， 很难对现实的分工和一体化做出合理解释， 也难以解释校企合作的一体化和分解问题， 正如科斯在“ 企业的性质” 一文中所质疑的那样，“如果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劳动分工， 为什么还需要企业呢？” [7] 即如果市场能让学校和企业分工成为人才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为什么还会有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呢？ 根据他的观点， 企业与学校之间究竟是以独立组织形式出现还是以一体化形式出现， 根本在于一体化后的交易费用与独立存在两者间的交易费用的差别。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是校企是否合作的关键所在。另外， 校企之间签订合作合约， 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 使得校企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制约， 即合约的不完全性， 以及在签订合约后双方委托代理关系中的投机行为， 也是校企之间无法深度合作的关键。因此， 根据以上的分析， 校企合作受制于双方合作前、合作中和合作后的种种问题， 即合作前的交易成本比较后产生的利益驱动、合作中的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和合作后的道德风险。 二、校企间的一体化与分解 任何制度不能为特定的个体做特定的安排，实际上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那需要支付巨大的交易成本， 因此， 从校企合作双方看， 双方没有必要脱离既定环境去寻求最优安排， 即研究校企合作也没有必要去规定教育制度如何变迁， 但是在当前既定制度安排下， 如何规范校企双方的行为， 确保校企之间的深度合作， 却是十分必要。 如果把人才看做交易市场中的产品， 在完全分工的市场里， 企业和学校分别是买卖双方，根据供求机制， 如果供给大于需求， 则需求方面临更大的选择。在当前扩招大环境下， 一般来说， 企业作为需求方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在校企合作选择对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