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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用学学习心得 黄燕红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在实中使用的学科，其研究对象是语言在使用中产生的意义。这种意义包含的是等于或大于字面上的意义，甚至不等于字面意义。语用学研究语言的使用，必不可少地要对语言使用的相关领域进行探讨，如句法学、语义学等语言学系统内部的科学，还认知科学、社会学、符号学、逻辑学等领域的知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语用学的专著相继出版，反映了语用学的不同视角。根本不同的研究方向，学界对语用学的研究分成了英美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其中的论题，如指示（deixis）、含义（implicature）、前提（又为“预设”）（presupposition）、言语行为(speech act)等，都是语用学的经典论题。其中对于会话含义的研究，因为我对此感兴趣，在此将对它们的认识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关于含义（implicature）的分析，两大学派的研究方向不一样。欧洲大陆的语言学研究十分强调语言的社会功能，认为语言同社会、文化、环境等密不可分。因此对会话的含义的理解与语境相结合的，而语境又是以使用者为指向的。而相对欧洲大陆学派，英美学派更注重对具体语言现象和问题的研究。他们注重语言内部的语义结构以及意义与人类交流过程的外部世界的联系。 就含义这个概念来说，是格莱斯第一次从语用学的角度提出来的术语。他的这种从语言意义的细节出发，对含义进行分析，被后人英美学派。在他的理论中，他对话语的交流及意义的解释使用了两个理论：分别是意义的理论和会话含义的理论（Huang，2009：24-35）。意义的理论，话语的语言学意义和外部世界的自然意义的关系。会话含义理论提到，人们在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必定有一个潜在的原则决定语言使用的方式，使之最有效最充分地达到理性的交流活动。这个原则就是他所说的合作原则。该原则下分成了9条会话准则，分别属于4个范畴：数量、质量、关系、方式准则。这种合作原则使会话参与者在合作的基础上高效、理性地进行语言交流。另一方面，语言使用者在交际中违反或蔑视这些会话的准则来产生会话含义，达到交际目的。如的例子： (1)A: Where does C live? B: Somewhere in the south of France. 在所举的这个例子中，B的回答明显违反了“数量”准则的第一条准则，没有使自己的话达到足够满足A所要求的程度。另一种可能性是B知道如果提供更多的信息,会违反“质量”准则的第一条准则：不要说自己认为不真实的话。因此B这时的话语产生了会话含义：他不知道C住在哪里。 因此可以说，会话含义的产生是与合作原则的违反联系在一起的。它与说话人的会话目的有关，话语在特定的语境中，其语义通过与说话人、听话人，以及他们所在的环境等因素结合而产生了语用的意义。在不违反合作原则的情况下，语用意义等于语义意义，但是违反了合作原则就会产生会话含义，这种语用意义是大于语义意义的。在汉语中也能找到这样的句子，如在中午时分A和B在宿舍遇见，有这样的对话： （2）A：你吃饭没？ B：我在等朋友。 根据格莱斯的合作原则，B的回答提供的信息超出了A所要求他回答的信息，这明显违反了数量准则的第二条准则：不要说超过所需的信息。因此B的回答产生了在语言学意义之外的会话含义。如果A在理解时，基于合作原则数量准则的第一准则和质量准则，相信B说的话是真实的，并且与他的问题相联系的。那么把“吃饭”这件事跟“等”这个动作联系在一起，就产生了“B还没吃饭”的含义，再把“吃饭”跟“等”和“朋友”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又产生了“B将会与朋友一起去吃饭”的含义。因此这样的回答所隐含的意义将会是：B还没吃饭，他等朋友来了再一起去吃饭。 不可否认，格莱斯的会话原则理论是语用学研究非常重要的奠基石。许多后来的语用学研究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出质疑和改进，由此产生了关于会话含义的新格莱斯理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Horn和Levinson的理论。Horn认为格莱斯的四个准则内容上有所重复，彼此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因此提出二分法的“质量原则”和“关系原则”。质量原则是指说话人在会话时所作的努力是充分的，所提供的信息是尽可能多的。而关系原则是指说话人在会话时所作的努力是必要的，所提供的信息是不超过所需的。Horn在两个原则的关系中讨论话语的会话含义，提出了语用分工的理论。他的这个理论说明说话人在会话交流时所产生的话语都是在这两个原则的平衡中所作的努力，这样的话语的语用意义就是说话人的说话目的。 与Horn不一样，Levinson则将格莱斯理论中的会话原则缩减成三个基本的语用原则：“数量原则”、“信息原则”和“方式原则”。数量原则是指说话人所提供的不能少于所需的，没有说的就不是说话人所指的。这个原则的基础思想指在一系列具有对比意义的选项中，所选择的表达式隐含了对其他表达式（特别是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