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功能.docVIP

第三章 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功能 第一节 语文课程性质的百年求索 从某种意义上说，语文课程的“性质”问题，可以还原为语文课程的任务、目标或内容等的取向问题。“语文”独立设科百多年以来，对这一问题出现过众多的提法与做法。 一、20世纪前50年，对语文课程的具体取向存有不同界说，但都认为“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是主要取向之一 1．实践层面上，除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这一取向外，还有“固有文化”教育、阅读习惯与文艺欣赏兴趣养成、智德启发等多个取向 学科设立之初，有“读经讲经”、“中国文学”两门与语文教育相关的课程。当时的《学务纲要》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其初等小学设立“中国文学”，主要是“俗语”的写作；高等小学与中学设立“中国文学”，主要是文言的阅读和写作；高等小学的“中国文学”，还有“习官话”的内容。可见，学科设立之初，经典文化教育取向与读写听说能力训练取向兼有。 1916年临时政府颁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第三条说：“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 1932年的《初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基本上是1923年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1929年《初级中学国文暂行课程标准》的延续，后经1936 年、1940 年、1941年、1948年四次修正和修订，大的格局没有变化。该《课程标准》所设目标为四项：（1）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以培养其民族精神。（2）养成用语体文及语言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3）养成了解平易的文言文之能力。（4）养成阅读书籍之习惯与欣赏文艺之兴趣。 很明显，20世纪前50年在实践层面上，“固有文化”教育取向与语文能力培养等多个取向并存。 2.研究者层面，大都认同“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这一取向，但在“固有文化”教育、文艺兴趣的养成教育等取向上尚存在争议 当时不少人非议“固有文化”教育这一取向。浦江清（1940）等人认为：“到底文章写通要紧，还是国学知识要紧？我们要求太多，反而不好。鉴于现今中学生作文技术之恶劣，我们认为中学国文应该是语文训练的功课，而不是灌输知识的功课，与理化史地等课程性质完全不同的。”王季思（1948）也认为，“中学国文是语文训练的科目，它的主要目标，应该是培养学生用本国语言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能力；而阅读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二项应该列在次要的的地位。至于创造国语新文学及了解固有文化二项更根本可以取消。”就后者说，“在国文一科，是只能叫学生在选文里完成其部分的责任的”…… 但是朱自清是主张“固有文化”这一取向的。他说“我可还主张中学生应该诵读相当分量的文言文，特别是所谓古文，乃至古书。这是古典的训练，文化的教育。一个受教育的中国人，至少必得经过古典的训练，才成其为受教育的中国人。”朱自清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经典常谈》，并在该书的序言中特别强调：“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有一位外国教授说过，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教人见识经典一番。这是很明达的议论。”叶圣陶也是主张“固有文化”这一取向的，其相关言论在第一章已作了介绍。 对于“文艺兴趣的养成”这一取向，宋文翰（1931）的意见为：“至于养成文艺的的兴趣，或使学生明白文学、学术的变迁的大概之类，故不能说与国文无关，却是它的次要目标，待正目标完成再理不迟。”而余冠英（1944）的研究结论相反，他说：“国文课千万不要忽视‘引起欣赏文艺兴趣’的教育意义”，“中学国文正该将文艺作为主要的教材”，许多“应用”的东西，“应该赶快腾让给文艺”。 梁启超也是主张文艺兴趣的养成教育的。其具体言论在第一章中已引用过。 3. 这一时期对语文课程目的的具体界说有出入，但绝大多数都认为应该有多个取向，有些学者认为多个取向之间应该有主次之分 黎锦熙把国文科的目的分为“形式的”与“实质的”两个方面。这在第一章中已作了详细介绍。李广田提出，“初中学生是学做人的，不仅仅是能识字、看书、做文章罢了”，“‘为学’与‘做人’应当是一元的，不应当是二元的”。 但这一时期有些学者认为多个取向之间应该有主次之分。陈启天认为国文科的目标可表述为“要能说普通言语”，“要能看现代应用文和略解粗浅美术文”， “要能做现代的应用文”的“主目的”，和“要启发思想，锻炼心力”，“要了解和应付人生和自然”的“副目的”。“主目的”与“副目的”，后来也为其他研究者所沿用，尽管对“主”“副”目的的具体界说与陈氏有出入。宋文翰等人则把“主目的”称为“特殊目标”、“副目的”称为“一般目的”。朱自清的意见为：“养成读书思想和表现的习惯或能力”才是国文科所特有的，“发展思想，涵育情感”这个目的是与他科共有的；“在分科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