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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媒介正义论：走向正义的传播理论与实践 　　关键词： 媒介正义论 传播 社会正义 正义的新闻学 　　[摘要]：从大众传媒的历史传统与传播学理论探索历程中，梳理有关媒介与正义问题的历史脉络发现：传媒业界和传播学界始终不曾间断对正义的追求，这一领域一直存在致力于社会正义的文化基因和学术探求，集中体现在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传播与社会正义研究、社会正义的新闻学、媒介伦理学及信息公平论等研究中。基于传媒实践与传播理论聚焦正义的上述历史传统，提炼并建构媒介正义论研究，是传播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回答。 　　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正义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正义始终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柏拉图的《理想国》视公平正义为获得社会和谐的根本路径。儒家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义廉耻、舍生取义，正义是道德衡量的根本准绳。现代自1971年约翰bull;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后，正义成为现代哲学关注焦点，诺齐克、麦金太尔、海德格尔、胡塞尔、列维纳斯、利奥塔、福柯、哈贝马斯等哲学大师都卷入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在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正义问题引起广泛回应。关于正义的讨论也延伸到传播学界，强调传媒伦理中的正义价值元素，探索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等。本文从传播实践及其理论发展两方面，全面梳理媒介与正义研究的历史脉络，提出：从传播理论与传媒实践聚焦正义的历史传统中，提炼并建构媒介正义理论，进而转向媒介正义实践的研究，是传播学对当下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理论回答。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 　　正义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社会实践。在今天，正义不仅是学术研究的焦点，而且也是现实生活的焦点。人们不仅谈论正义，而且也试图实现正义 [1]。传播学界关于大众媒介与社会正义问题的探讨，一开始就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将大众媒介视为社会正义与非正义斗争场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与早期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movement)有深刻历史渊源。 　　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是美国传播学界争取社会正义的研究性实践活动，肇端于20世纪60年代。媒介传播如何促进社会正义成为运动核心的实践活动。据哈奈特(Stephen John Hartnett)的追溯，该运动历经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60-70年代，开创期。部分传播学者率先界入社会运动研究，应用传播理论，关注底层民众争取正义的社会议题。目的主要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运动言论，指导批评分析，提供社会活动建议等。一些学者则撰文着书试图揭穿权力神话，戳穿维持社会不平等的帷幕。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发展期。传播学者开始以知识启蒙者与提供专业技巧工具的外在激励者，隐含地参与底层民众申诉权益的活动，推动民主协商对话进程。他们不再局限于修辞技巧观察与传播手段解释，而注重以政治批判意识自觉关注那些边缘沉默群体妇女、少数族裔、囚犯、边缘青少年、有色人种、病患者等的公开表达，及其民间话语、各类申诉、游行示威、涂鸦等基层表达手段。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深化期。由于传播的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 capitalism)时代来临，学者越来越成为政府和财团控制下的被雇佣型研究者，兼之美国传播学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传播学者远离现实社会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涉足、不参与重大问题讨论。痛感这种学者和学术的犬儒化现象，阿德尔曼、弗雷(Adelman amp; Frey)、切尼、赖尔(Cheney amp; Lair)、康克雷格(Conguergood)、哈奈特等学者提出：唯有参与对社会不公不义的直接斗争才是传播学者的现实抉择，要直接关注弱势群体，更要直接参与到以媒介传播服务于社会正义诉求的社会实践中。 　　政治哲学家南茜bull;弗雷泽将这一阶段西方知识分子关于正义的探讨和社会斗争界定为两种正义追求：传统的关于分配与再分配的正义诉求;更重要更紧迫的则是关于社会边缘群体身份认同问题的承认的正义诉求。与社会批判领域和政治哲学领域的正义诉求同声共气，传播学者自90年代末期后开始转向一种直接的参与活动，直接卷入社会边缘弱势群体争取社会正义的政治活动中，成为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社会正义运动的重要一翼。部分传播学者将自身定位为从事着社会正义事业的行动主义者，走向公众的参与知识分子(engaged intellectuals)，成为了边缘群体中的一员，与权益被剥夺的群体并肩战斗。 　　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 　　美国传播与社会正义运动持续了半个多世纪。90年代，随着运动渐入高潮，越来越多学者呼吁传播研究必须对社会正义发言并参与社会正义运动，更希望以此为出发点，重新思考传播学发展方向，直接促成了90年代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正义转向，开创了传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