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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伦理思想的渊源 【关 键 词】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渊源。 中国传统的进步经济伦理思想是本土渊源；西方功利派伦理思想、西方的进化理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西域渊源； 追溯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渊源，笔者认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是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吸纳了中国传统义利之辨中形成的进步经济伦理思想。严复融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思想于一炉，整合出其天演进化思想；在天演进化思想基础上，严复进一步吸纳西方近代功利主义派边沁、约翰·穆勒等人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当时富强的英国与落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观察，促使严复对中国传统陈旧观念进行深刻反思；在此基础上培育出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的义利观；与民主相配合的自由平通的经济自由观；反对“重本抑末”、主张农工商同时发展的本末观；“有所生有所养” 的奢俭观；开明自营的竞争观与反对贫富悬殊的公平观。 一、中国传统进步的经济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义利之辨催生传统进步的经济伦理思想，这成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产生的本土渊源。 义利问题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的基本问题之一，义利之辨是古往今来一切伦理学所寻求正确的价值观所必须开展的伦理思维活动。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一种是“重义轻利”论，这主要是以儒家为代表。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把义与利对立起来。孟子继承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2]董仲舒发展了孔孟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指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3]这就是说，在儒家看来，做一个正人君子，只能讲义，而不能谈利。或者说，讲义高尚，讲利卑贱。此后，注重仁义，讳言财利的义利观成为封建社会的经济伦理准则。特别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从孔子到朱熹，尽管他们并非绝对排斥利，但在道德价值取向上，有明显“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倾向。此种以义代利的义利观在后代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变成了压抑民众正当利益的工具，并且导致义与利的尖锐对立。 中国传统义利观另一种是“义利统一”论。义利统一源于荀子义利相兼的观点，认为义和利是统一的，一定的道德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利益。墨子认为“义，利也”，主张“义利相兼”，既“贵义”，又“尚利”。他说，“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4]，认为只有含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利益。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他提出“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理财之利就是义，义利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后来的陈亮和叶适继承和丰富了这一观点，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从而主张“义利双行”。在义利关系上，颜元认为，义、利不应对立，讲“义”不能不顾及“利”，他提出“利在义中”“正其谊（义）以谋其利”的说法[5]。这种“义利统一论”强调“利”以生“义”，把道德建立在人们物质生活温饱的基础上，代表了我国古代进步的义利观。 义利之辨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影响人们行为和心理的价值导向，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伦理准则。 严复特别从思想源流上指出“旧教”“古人之说”把义利对立起来最终会带来危害，应予批判、清除。他指出，执著于重义轻利，反倒有害于义：“民之所以为仁若登，为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东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涂。此用意（舍利取义）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几率天下误仁义矣。”[6] 就是说，民众之所以行仁如登山，而行恶如山塌，就在于将义利分离为二，并对立起来。严复列举了孟子、董仲舒把义利分割起来的言论，又提出了古代中国与古代西方都无例外把义利分开。严复认为“舍利取义”用意虽然很美好，但在社会实践上会对政治、道德造成极大危害，不但不能促进社会进步，还会造成损害“仁义”的后果。所以，严复认为应破除儒家“讳言利”“分义利为二”之习。 严复又在《天演论》按语中指出，东西方固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大体都强调义利对立：“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7]严复认为，中西方传统都把功利与道义对立起来，就好像香草与臭草不能放在同一个器物一样。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所以严复接着说：“民智既开以后，则知非明道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8] 严复对漠视个人利益的行为提出质问。 严复认为，人生的目标不是追求抽象的善，善与恶是以具体苦乐为标准的。“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9]。“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10]。这种对物质财富和利益的肯定，是对传统伦理中宋明理学家视欲为恶，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