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 .docVIP

芝加哥学派早期几个代表人物对传播研究的思想贡献——以库利、米德、帕克、杜威为例 内容提要：本文从“芝加哥学派”四位早期代表思想中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方面入手，首先梳理了四人与传播有关的共同思想，有：对共同体的一致向往和追求，把传播置与人类本性地位和想象性传播。在文章的后一部分，分别论述了四人对传播研究各自的理论贡献，即：库利的“首属团体”和“镜中自我”；米德的“符号互动论”；杜威的“分享经验”；帕克的“大众传播理论研究”。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E.M.罗杰斯（Everett M. Rogers）在新著《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A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A Biographical Approach)一书中，对由施拉姆确认并推广的四个奠基人神话再次提出质疑，并把传播学研究的思想起源推进到19世纪三个欧洲思想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西格蒙德.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那里。这是一个富有创建的贡献。但是，罗杰斯在整本书中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1907-1987）开始，以威尔伯.施拉姆为终的结构方式，刻意彰显了施拉姆在美国传播学史的地位。罗杰斯一方面在拓展着美国传播学思想渊源，一方面却在有意无意地捍卫着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中添加了“芝加哥学派”、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894-1964）的“控制论”、克劳德.香农(Claud E. Shannon,1916-)的“信息论”等内容。这样的表达方式可以看出罗杰斯的机敏和相对开阔的学术视野，却难对其思想的深刻表示认同。芝加哥学派，尤其是该学派的早期四个代表人物——J.杜威（John Dewey）、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他们对于传播的思想贡献，罗杰斯提到了，但是他的叙述和评价并非是全面和公允的。本文试图做一点补充和完善。 罗杰斯在强调“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同时，对于这种影响的归纳，却不无疑窦。罗杰斯所归纳出的“芝加哥学派” 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四个方面[i]，第一点强调的是“芝加哥学派”对美国社会科学的思想贡献；第二点强调的是对美国有关社会问题的科学研究的方法贡献；第三点强调的才是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思想，即“芝加哥学派的学者构成了一个以人类传播为中心的人格社会化的理论概念体系”，并进而强调道：“对于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要成为社会的存在、人类的存在，就需要传播”。再进一步，罗杰斯把“芝加哥学派”的传播思想简单地归结到“符号交互论”一点上；最后一点，也是罗杰斯所归纳的四点中最难理解的一点，即“芝加哥学派构筑了后来的以媒体效果为重点的大众传播研究的模型”，这一点，至少从“芝加哥学派”的早期四个代表人物那里，我们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ii]。因此，罗杰斯在这里所归纳的“芝加哥学派”对于传播理论与研究的四个方面的影响，真正涉及传播的只有三、四两条，第三条有简单化之嫌，第四条则有些牵强。本文不是要对整个“芝加哥学派”的所有人的传播思想进行总结，只是选择了其中的四个代表人物——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以期对他们的传播思想做一个较为全面的归纳和解读。 罗杰斯在其《传播学史》一书中对这四位“芝加哥学派”的重量级人物的共同特征做过归纳，其中有一段话可能不会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即： 他们都生于1859—1864年间，大约是美国内战时期，并且都是在小城市长大。他们都有新教和道德主义的背景，但是由于科学的教育，他们试图成为社会生活的客观观察者。他们都是改良派——通过更准确地理解社会问题而对抨击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他们都是乐观主义者，主张为了美国民主制度能够在城市共同体中繁荣兴盛，社会进步是需要的[iii]。 J.杜威、G.H.米德、C.H.库利和R.E.帕克这四位“芝加哥学派”早期代表人物生长的小城市环境与正在形成的大都市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有一组数据表明了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期美国的第二大城市芝加哥的发展情况——“在1880年至1890年这10年中，城市人口翻了一倍，至1910年，又翻了一倍。芝加哥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特别突出。1900年，170万人口中的一半是生于外国的人，其他的许多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父母的后裔”（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P145）。在他们四人中，除库利一直留在安阿伯以外，另外三人在小城镇长大以后，“都尽可能地割断了他们的乡村之根，过起了城市生活”（罗杰斯，1997，殷晓蓉，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