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知识论在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意义.docVIP

知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的意义 本文试图说明，通常所指的“历史理解”，可以被视为“故人” 与“今人”之间的“对话”。但在这种“对话”中，处处充满了丰富的不协调：抵牾、喧嚣、指斥和噪音。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学者们之所以会给出不同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与“故人”与“今人”（可延伸至“今人”与“今人”之间）持有不同的知识系统有关。这里的“知识系统”一般是指建构问题的视角、抽象概念的方式、价值关怀的取向、逻辑推理的形式，甚至据以言说的语言等等诸多因素。正是由于对话者双方持有不同的知识系统，所以，他们之间的交流才可能发生歧义、障碍和“误读”。由于“故人”已失去了当场辩论的机会，那么，我们如何保证“今人”的阅读理解对于制造它们的“故人”来说也同样是真实和有效的呢？我们依据什么判定古、今知识系统哪一种更具有优越性和优先性呢？究竟谁才有资格主持这种单方面缺席的裁决呢？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历史研究、特别是思辩倾向更为明显的思想史研究不能省略的前提。笔者认为，探讨甚至部分重构“故人”所持知识系统的要素、结构和性质，由“知识系统”自身去阐述这些疑惑，或许是解释上述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 一、方法论不能替代知识论 从一个广泛的角度看，目前中国学术界似乎隐约地存在着某种“方法论至上主义”的倾向。 换言之，就是研究者潜在地认为，只要有能力发现深层次的“真问题”，并且使用了适当的分析工具，那么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就只剩下论证的精致化了。研究者之所以会确立方法论的优先地位，可能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一种能称得上是“理论”的东西，就已合理地具备了超越的“普遍主义”性质，因而它有能力涵括任何“特殊问题”；其二，“理论”工具由一整套理路、术语和逻辑所组成，这就决定了它的工作就必然是分析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质言之，“普遍主义”和“分析取向”，成为“方法论至上主义”的理由。勿庸质疑，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方法论至上主义”也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越接近与“文化”相关的人文学科领域，“方法论至上主义”的有效性就越呈现递减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在时间维度上，所谓“普遍主义”总体上说就是“现代主义”的代名词；在空间维度上，所谓“分析取向”并不检验对其分析对象可能的“误读”。 从时间维度方面看，现代学者往往是站在“现代主义”的立场上观察和判断历史，这个过程一般来说是隐型的，观察和判断者本人并不觉察。我们在阅读“文本”前，一般要审查它的真实性，但是这种真实性往往并不是指所引资料本身是否“作伪”，而是指研究者（“读者”）如何理解资料（“作者”）的“本意”，以及从中“读”出了什么“意义”。仅就作者“本意”而言，如果“读者”偏离了“作者”的“本意”，那么，无论其解释如何精致，我们都可以把它认作“误读”。 起码在历史学的规范上，“误读”出的研究结论，其有效性就不十分稳固了。这就是说，当我们承认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时， 并不等于说可以用今人之心度古人之怀。恰恰相反，由于历史变迁的缘故，古人与今人之间在问题关怀、社会认知、知识结构和情感价值等等方面都将自然和必然地显示差别。研究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只有“体验”古人生活的具体历史语境，设身处地地观察历史当事人所切实面临的难局，从而尽可能理解其最终结局的内在（也可能属于特殊的）逻辑，才能有效地实现 “古今对话”。显然，如何避免 其次，“读者”的“预设问题”以及研究问题时所使用的分析工具也十分重要。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下叙述什么样的问题，显然与“读者”自身的兴趣、关怀、素养、价值，甚至信仰直接相关。即使在排除了意识形态偏见的前提下，面对同样一段资料，“解读”同样的一个“文本”，研究者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对同样一段资料，研究者会“读”出不同的“意义”。其中的差异可以说主要来源于他们不同的“问题意识”，不同的“问题意识”又自然要求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分析工具。而每一个特定的“理路”，其论证都可以自圆其说。因此，激烈的学术论争往往是关于“分析工具”优劣比较的另一种表达。 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工具”，在很大程度取决于研究者所认同的价值立场，这就更超出了研究方法的范围。 由此可见，“预设问题”和“选择方法”还不是保证研究结论有效性的关键。研究者可以有意识地检验“问题”的意义深度，也可以事先对“分析工具”的合理性进行分析，但是人们容易忽略的恰恰是一个更为浅显、也更为基本的问题：古人究竟在“想什么”？以及他们为什么“这样想”而不“那样想”？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想什么”与“说什么”具有不同的意义。“说出来的”固然必须以“如何想”为基础，但是我们不能用“说出来的”这样的结果去推断“如何想”那样的原因。因为，结论的一致性并不能作为前提一致性的证明。例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