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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梓：语文基础教育阶段应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近日重读张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影》。张先生在书中导言中写道：语文教育的效果不理想，一个非常重要之点，即没有足够重视传统、没有正确地对待传统。 2014年3月26日，教育部(微博)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在中小学“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在课程建设和课程标准修订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在中考、高考(微博)升学考试中的比重”。 从古至今，语言文字是割不断的文化血脉。传统文化与语文学习的关系最为密切。用渗透的方式在语文课程中增加传统文化的比重，会不会成为继承语文教育传统、改革语文教学内容的契机呢？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需要面对的传统最悠久、最丰厚。除了语言文化这个根，还有几千年教育留下的传统和经验。 我理解张志公先生说那番话的意思是，语文教育必须要解决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语文独立设科，一般从1904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算起，而教材中语体文取代文言文占主要比重则要迟至1923年《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刊布以后。在语文教育中谈传统，要面对几千年的历史，内涵丰富，话题众多。一篇访谈，自然不能网罗所有问题。 徐梓教授研究传统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多年，参与了指导纲要的制订。在这次对话中，我向徐老师请教的很多问题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囿于篇幅，有些问题也只能表达观点、开启思路，欢迎方家一起讨论。 Q=李节 A=徐梓 Q:教育部指导纲要里所说的“传统文化” 与我们一般所说的“国学”和“读经”有什么不同？ A:现在，我们最常用的是三个层次的概念，一是传统文化，二是国学，三是读经。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包括经典文本、文化知识和技能技艺三个方面内容，这是一个最宽泛的概念，所指最广，领导人讲话和我国政府发布的文件，往往用的是这个概念，也最为恰当。 很多人认为“国学”的名头更响，影响更大，宁愿使用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更多的只是和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本所指近似，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于读经的“经”，一般特指儒家经典，或少量其他经典，这样说来，它又是国学或传统文化经典文本中的一部分内容。 Q:根据指导纲要的精神，传统文化教育主要以在各学科渗透的方式进行。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过去看到一些书里有不少大学者感慨自己古文念得少，国学功底不够，建议年轻人多读古文。要学好经典文本却不专门开设课程，对改善一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能起多大作用？是否还是隔靴搔痒？ A:我很赞同这一观点，所以，我主张在基础教育阶段开设专门的传统文化课程。只有这样，才能基于课程和教学的系统性，对传统文化的内容进行整体擘画，全局组织，以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目的的实现。 而这样的目的，不可能通过其他学科偶尔地“体现”，或者零星地“渗透”就能完成。所以，传统文化教育应该成为所有学生的“正餐”，而不是个别地区、个别学校、部分学生的“点心”。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根基所在、魂魄所系，它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因，维系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它显然是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学校应该教学的内容。在基础教育阶段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包括经典在内的古代典籍，显然是应该优先考虑的内容。 Q:在目前的社会背景和教育制度下，优先考虑传统文化中的经典，似乎为改革语文教材带来新的可能性，比如增加古文的比重，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A:在现行的课程体系下，在语文课中增加古文的比重，不失为最为可行的做法。 入选语文教材中的古文，首先自然应该是那些历经千锤百炼、世所公认、最能体现祖国语言美的经典名篇。要避免那种什么都照顾一点但什么都不突出的面面俱到，不要有太多附加的功能，要以语言的优雅、精致为最高原则。 此外，也要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在经典的学习上，我认为在小学阶段，以学习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古代蒙书如《声律启蒙》《幼学琼林》《千字文》之类为主；初中阶段，可以选学“四书”和百家诸子；到高中阶段，再选读“五经”和历代文集。 Q:在教学中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A:在组织教学时，我认为应该最大限度地遵循教育学的基本规律，比如一定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古人读书特别注意循序渐进。 《三字经》中就有“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这样的说法。清朝初年的施璜曾说，“五经”以“四书”为阶梯，“四书”以《近思录》为阶梯，《近思录》以“小学”为阶梯。没有精熟“小学”，就不可以读《近思录》；没有精熟《近思录》，就不可以读“四书”；没有精熟“四书”，就不可以读“五经”。 在现代，学习的条件和内容都和传统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我们的教学，没有必要再按照《三字经》和施璜所说的顺序进行。但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在任何教育中都是有效的。我们应当保持耐心，等待蛹茧化蝶的那一刻，不宜过早让年纪尚小的学生单纯背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