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娜》与蒲松龄的情感经历.doc

《娇娜》与蒲松龄的情感经历（资料） 邹宗良 西方的诠释学理论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隐含读者”（derimplizite leser）的概念。按照诠释学的观点，对每一个读者、每一个诠释者来说，他对一部文学作品的理解都可以是别有所解，和别人不一样的。从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到沃尔夫岗?伊塞尔，西方许多诠释学的倡导者都在那里强调，每一个诠释者都可以从作品的文本中读取、抽取某种“新的意义”。他们认为，在作品的文本结构中存在着隐含的读者，也就是说，作品本身是蕴含着无数个可以解读的可能性的。这样，每一个读者对一部作品的阅读和分析，都体现了对作品中隐含读者某一方面的理解。这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诗无达诂”，西方人所说的“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莎士比亚”的诠释现象的丰富性。也就是说，每一个读者，都有可能从一部文学作品中读出和别人的理解不同的全新的意义。 “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则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1961年，美国学者韦恩?布思出版了他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的经典著作《小说修辞学》（[美] 韦恩?布思著，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布思在书中首次提出了隐含作者这样一个全新的叙事学概念。布思认为，在一部叙事性的文学作品中是隐含着作者的形象的，但是，之所以要把作品中的作者形象称为隐含作者，这是因为，在作品的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作者的形象，和实际生活中的作者本人并不是等同的。 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就是真实的作者，这是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而建构起来的一个形象。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我们说他色黑（肤色比较黑），微胖（身材多少有些发福），喜欢喝酒，性情爽快，生活困顿，英年早逝等等，这是《红楼梦》的研究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发掘所复原的作者的形象，也就是生活中的真实作者的形象。蒲松龄这个人的形象，人长得很瘦削，很清癯，因为生活比较艰难，愁苦是表现在他的脸上的。他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不是很强，和人说话的时候往往是讷讷若不出诸口，不很会说话，不善言谈，但是他为人生性峭直，敢于替公众说话，为了百姓的利益不惜去得罪达官贵人。但这样的作者的形象，并不是我们在读《红楼梦》、《聊斋志异》的过程中所感受到的作者的形象。曹雪芹也好，蒲松龄也好，他们在《红楼梦》或者《聊斋志异》中有意无意地向读者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我形象，在小说中表露了怎样的创作心态，这是需要我们通过对小说文本的阅读、评析来进行推导和建构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聊斋志异》来分析蒲松龄在作品中所表露的思想，来分析他的创作过程和创作心态，但这样推导出来的作者形象和作者本人，也就是真实作者，那还是存在较大的区别的。蒲松龄本人是一个社会中的人，他在生活中所表露的是他的全部思想，这是一个原原本本的人。但是在他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中，他只是在小说的文本中部分地表露了他的思想和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评价，我们通过小说的文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作者，并不是这个社会中人的全部。换一句话来说，那就是作者在《聊斋志异》里所展示的并不是他的全部思想，他所表露的只是那些和他所描述的内容相关的思想。我们透过作品所看到的作者和实际生活中的作者的这种不同，也就是隐含作者和真实作者的不同。 在文学史上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文学作品是公开地面对读者的，在作者的潜意识里，创作、出版作品就是向读者大众袒露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一部小说的作者都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生活中的一些真实思想。自明代后期到清代前期，曾出现过很多的风月小说，直白一点说就是色情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一面在那里对性的内容津津乐道，但绝大部分的这类小说却都要对书中的人物提出道德意义上的谴责，或者说他们的行为有伤风化，或者让小说中的人物因为纵欲而得到报应。透过这一类作者在作品文本中表露出来的这种自相矛盾的创作态度，对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的关系与区别会看得更为清楚一些。 世界上许多事情的发展都会出现出人意料的结果，布思提出的隐含作者的概念也经历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发展变化。布斯是一个传统型的学者，他比较注重作品的文本和作者之间的关系，但在他写《小说修辞学》的时候，正是西方文学批评强调研究文本，强调抛开作者，只研究独立自足的文本本身的时候。在这样一种批评趋势之下，布思坚持认为叙事学研究如果只研究文本是并不全面的，他不愿意抛开作者一极而只去研究文本，但是又担心由于对作者问题的关注而受到时人的批评，所以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出隐含作者这样一种说法，希望人们在关注文本的同时不要忘了与文本的生成关系密切的作者一极。在上世纪的60年代，布思隐含作者的提法不过是一种以研究文本为主而兼顾作者的权宜之计而已。但让布思没有想到的是，90年代出现的后经典叙事学又重新关注起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