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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司法在阳光下运行 　　扫一扫微信二维码，从你递交立案材料那刻起，便可足不出户跟踪案件的办理进度；哪怕没有官司，遇到法律问题，你也可以向法官在线咨询；通过法院官网上发布的典型案例，你可以防范生活中可能遇到的风险…… 　　这一切，几年前在重庆市的法院系统你想都不敢想，而今，却成了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标配”。重庆一中院的司法公开改革之风，吹皱了司法公开的一池春水。 　　倒逼与先行 　　重庆一中院从来都是个“弄潮儿”。 　　1999年，綦江虹桥垮塌系列案审判在中央电视台首开全程直播的先河；2001年，震惊中外的张君团伙持枪抢劫杀人案审判，法院与媒体实现良好互动；2007年，开通全国第一个法院手机网站；2008年，提出“司法公开数字化”构想。 　　这并非是一中院要“出风头”，而是在司法公开先行先试的背后，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殷切期待。 　　司法公正是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但一些冤案、错案、“糊涂案”给当事人带来极大伤害，对司法的公信力造成巨大损害。2013年至2015年，全国各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共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23起。这些案件不仅牵动着公众的神经，更让公众心底隐隐作痛：在司法活动神秘面纱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黑洞？ 　　要保证司法公正与公信，首先就要实现司法公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公众耳熟能详，这让全国各级司法机关倍感“压力山大”。从外部大环境来看，司法公开更像是一场倒逼出来的改革。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域者，不足以谋一域。 　　在全国司法系统内，重庆一中院就是这样一个未雨绸缪者。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推进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法院打造阳光司法工程，全面推进审判流程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设。 　　与此同时，七家高级人民法院、四家中级人民法院被确定为构建三大司法公开平台改革综合试点单位，重庆一中院就名列其中。 　　台前与幕后 　　司法公开，公众只看结果，但法官的审判操作之难，并不为一般人所知。 　　四级高级法官郑鹏就曾对三大平台建设心存疑虑。 　　“司法公开到什么程度？审判流程公开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影响法院正常判决？会不会是运动式建设，导致劳民伤财？”郑鹏的这些疑虑，在重庆一中院有一定代表性。 　　这让一中院院长卢祖新颇有些压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该院司法公开三大平台建设领导小组组长。 　　经过一番分析，卢祖新认为，法官和干警对司法公开的疑虑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因审判质量问题不敢公开、因能力问题不愿公开、担心暴露问题不想公开。 　　“司法公开工作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公开是给了我们法官一些庭审压力，但压力可以转化成动力，又能促进法官提高庭审驾驭能力。”卢祖新说。 　　对法官来说，司法公开，前期的准备工作尤其重要。 　　一旦开庭，庭审语言规不规范，庭审驾驭能力如何，公众对庭审挑刺儿怎么处理，把还未宣判的案件发布到微博上引起争议怎么办。这些都是法官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 　　归根到底，这涉及法官的自身能力建设问题。 　　为此，一中院以国内著名法学院校西南政法大学为依托，双方加强合作，法院为学校师生提供庭审同步音像，作为案例教学素材，学校师生则利用专业所长，对法官庭审规范提出意见建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了庭审的规范能力。 　　另一个重要的依托就是载体的完备。 　　除了传统的接待来访、电话、来信等方式外，近几年，一中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司法服务”。这些司法服务升级的背后，实则是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 　　“有案不立”“法官难寻”“执行困难”一度是公众反映强烈的诉讼“三大难”。一中院认为，破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坚持以“用户体验”为导向，内外兼修，努力打造起全息化的司法公开维度，让司法服务插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翅膀。 　　“法院信息化建设不是为了赶时髦、摆花架子，而是要让当事人充分体验其便民、公开的功效，所有设计都围绕着给当事人方便的原则来规划，以消除法院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息鸿沟。”卢祖新说。 　　为民与为己 　　2016年，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的老郑因为一起合同纠纷，将生意伙伴诉至法院。 　　官司虽然打赢了，但对方却迟迟不给钱，无奈之下，老郑来到法院申请执行。 　　彼时，正是老郑生意最忙的时候，老郑担心三天两头跑法院，会影响手头的生意，这让他左右为难。 　　现在，老郑的这种担心早已烟消云散。 　　原来，法院工作人员给老郑推荐了一个二维码，老郑用手机一扫，顿时惊喜不已――案件办理情况、责任法官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等，一应俱全。“这下好了，这个二维码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老郑感叹。 　　老郑不知道的是，市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