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docVIP

论党员干部在学雷锋常态化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专家调查和逻辑分析等方法，探讨了党员干部在学习雷锋常态化进程中的动力机制和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学雷锋常态化转型是我国政治――文化运动的必然结果。党员干部是社会政治运动与文化发展规律协动的关键，是学雷锋常态化转型形成历史合力的保证；党员干部是政府精神文明建设高度的代表，是衡量信仰体系先进性的尺度，是加快当下公民道德体系建设的重要环境和感召。 　　[关键词]雷锋精神；常态化；转型； 　　1、雷锋精神与学习雷锋常态化 　　1.1、雷锋与雷锋精神 　　当我们穿行在中国近现代苦难与希望交织的历史中，那些已经逝去了的，跋涉在民族求真、求善和求美历程的先行者总会浮现在我们眼前。他们以鲜活的生命承载着民族史诗般的求索，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符号和精神标杆，照亮和重塑着我们这个民族的心灵史。在当代的民族记忆中，雷锋就是这样的一个典范；雷锋在平凡的岗位上，在日常的生活中，他成长并抽象为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雷锋现象是历史的偶然吗？基于哲学与逻辑的范畴，这一问题也可以转化为：具体、生活和有限的雷锋是如何进入抽象、精神和无限的符号系统的？学者吴若增认为，正是由于“雷锋已经成为了道德美的典范和人性美的化身”，才使其经久不衰[1]。陶东风更清晰的指出了这一路径，“一种道德品质只有普世化、抽象化之后，才能获得超越时代和民族的有效性”，但其随后也指出这种升华与抽象所形成的单向性局限：这种提升后的品质与道德，“已经不再是当初构建的那种具有具体内涵的品质与道德，雷锋也不再是当初塑造的那个雷锋了”[2]。由此看来，学习雷锋首先必须厘析两个层面的问题：学习雷锋同志和学习雷锋精神。焦正安指出，雷锋是新中国进入建设时期的优秀人物，但“雷锋不是神，而是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在一个英雄身上的集中反映”，而雷锋精神却是源远流长的，是其先白求恩、张思德、时传祥等及其后焦裕禄、孔繁森、郭秀明等好人群像共同构建的精神文明体系[3]。周杨的观点殊途同归，认为二者的关系是“雷锋精神是以雷锋同志命名的、以其体现的精神为基础的、在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敬仰和追求的崇高精神文化”[4]。因此，活在当下的人的学雷锋活动，必须实现“学习具体、生活和有限的雷锋同志”和“学习抽象、精神和无限的雷锋精神”的统一，认识到雷锋同志是雷锋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抓住了不断自我完善与发展层面的雷锋精神，我们才能看清楚所谓“雷锋过时说”的肤浅与苍白，才能痛击所谓后现代“解构雷锋”的虚无与浮躁。 　　1.2、社会文化转型与学习雷锋精神常态化 　　通过上述的辨析，我们看到有限的雷锋进入到无限的文化符号系统具有路径的可能性，但这仍不足以回答更深刻的问题：雷锋现象出现的必然性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指涉新中国人民群众进入文字书写的历史符号系统的进程，也直接关联到当下学习雷锋常态化的实践。诚然，历史总是由偶然事件组成的，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历史自有其内在逻辑的理由。以学理和逻辑见长的刘泽华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由王权主义统摄的超稳定结构。在君尊臣卑的的权力下行架构中，臣民是不可能具有所谓“独立人格”的，故很难以大写的人而成为历史的符号，但这种刚柔并济的架构依然不能扼杀思想文化的火花。他指明，政治与思想文化各有其运动规律，政治因社会需要建立秩序而产生，其遵循的是政治运动同一化规律；而思想文化运动却有着内在的多元化动力，无论是认识论主体的主观多样性亦或知识的逻辑性，都决定了思想文化最终将冲破一切障碍沿多元化的方向逶迤而行[5]。根据这两个范畴运动规律的矛盾来分析，我们也能够意识到，新中国的建立客观上确立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为国民“独立人格”的普遍形成奠定了基础，为新文化知识逻辑的展开开辟了道路，故雷锋等国民群体的历史涌现既是王权主义架构崩溃、新政治架构转型的要求，也是新文化知识逻辑、国民意识、独立人格普遍生成的文化多元化运动规律使然。同时，分析这一矛盾，我们也能够认识到，政治民主的进程推动历史符号系统的民众化，反之，文化思想的自由又保障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最大实现，而其中也隐含了这样一种文化运动的历史逻辑。在这种转型时期，雷锋精神本身也必然更多的从泛政治化层面转向文化运动对真、善、美等普世价值和人类共有崇高道德的追求。我们认为，当前的学习雷锋“常态化”的历史转型正是我国政治运动与思想文化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对此，何怀宏写道“从动员式道德走向非动员式道德，也意味着从一种非常时期的道德走向一种正常时期的道德，从一种要求高蹈的道德走向一种坚守底线的道德，从一种价值和规范统一的道德走向一种区分价值和规范的道德”[6]。在此种意义上，我们对学习雷锋常态化转型有了一种有根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