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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现状及其问题应对 　　摘要：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构建其旨在提高审判效率，满足民众及时便宜解决纠纷的需求。经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在实际适用取得了相应的成效，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运行中存在的适用率偏低，功能定位不明确，救济渠道受限等问题。通过从立法和配套机制两个角度的完善，完成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现状问题应对的若干思考。 　　关键词：小额诉讼；运行现状；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20-0116-02 　　作者简介：顾颖（1994-），女，江苏镇江人，扬州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学。 　　近年来，我国一审民事案件与法院案件总体数量的比例越来越突出，如何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及时满足民众定纷止争的要求，关系到法院缓解自身压力，关系到民众对司法公信力的信服，甚至关系到法治社会的构建。所以，创立更为高效的诉讼程序，就显得十分重要，小额诉讼程序顺势而生。 　　一、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现状及问题分析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省高院”）于2016年1月20日发布信息，上年度江苏省各市基层法院经审理结案的小额诉讼程序案件有70318件，其在上年度审理结案的简易程序案件中的比重接近15%，平均审理天数仅为16天。对于许多标的额较小的简单民事案件，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有助于法院迅速解决纠纷，减轻法院负担。小额诉讼程序以快速简便的司法途径，既防止了一些弱势的经济群体被司法忽视，又有助于当事人之间和平解决纠纷，从而推进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如上文所述，小额诉讼程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是仅从周边市的区法院的了解中看，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现状也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出色，并未完全实现追求效率上升和成本降低的初衷。 　　（一）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程度偏低。根据省高院下发的《小额诉讼适用通知》可知，2013年至2016年1月，全省基层法院共受理约定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案件3429件。小额诉讼程序约定适用率不高兼有诉讼双方和法院两方面的原因。诉讼双方主要考虑小额诉讼一审终审败诉后救济难的问题；法官方面则难易忽略当事人败诉后通过信访、再审等方式救济带来的绩效考核的情况。因为小额诉讼的适用存在双重要求，当事人通常在事实清楚与否、权利义务明确与否等要点进行纠缠，从而更改法院决定适用的小额诉讼程序。对法官来说，正是由于事实不能模糊，权利义务不能含糊，争议不能较大这一标准的存在，当事人的异议实际上限制了该法条的强制适用。 　　（二）小额诉讼的功能定位不准确。为了使民事诉讼法规定小额诉讼程序更实际的运行，最高院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的案件范围。然而，在供电、供气、电信合同等纠纷中，起诉方相较于普通民众往往是实力强大的公司。对于这一类主体，若不予区分地允许随意提起小额诉讼程序，则很有可能使小额诉讼程序沦为大公司简易收债的工具，而与其方便百姓接近司法的宗旨渐行渐远[1]。在司法实践中，运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主体并不局限于那些亟须获得简便、低成本司法程序救济的弱势群体，这有可能会导致背离小额诉讼设置的初衷，不利于小额诉讼程序的健康发展。 　　（三）小额诉讼案件具体流程不清楚。“我国民事诉讼法一向遵循‘两便’原则，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程序不是太繁琐了，而是过于简单”[2]。司法解释中兜底性的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简易程序的其他规定”使得各地法院在实践中对小额诉讼程序的具体流程上各不相同。我国小额诉讼案件往往是由立案庭立案后，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分别送到各个庭进行审理。《民诉法解释》对适用案件范围的明确必然带来各法院范围内的案件数量激增，同时也必然需要在案件管理、绩效计算等方面订立新的标准和方案。 　　（四）小额诉讼程序的救济渠道受限。“对小额案件进行简易化、效率化的处理需要对其救济路径进行限制，这就决定了小额诉讼制度的救济渠道必然不同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3]。”严格得来说，再审应该是小额诉讼程序的唯一官方救济渠道，然而启动再审程序的的可能性通常较小，所以其并不能作为有效的救济途径。这就使得小额诉讼制度的适用虽然是强制性的，但原告可能在起诉时谎报诉讼标的额、刻意增加诉讼事项来确保己方利益从而回避程序。此外，一些激进的当事人还可能采取某些特殊甚至不法途径，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二、小额诉讼程序应对之立法角度 　　在制度设立上，既要使得小额诉讼程序的“便宜”优势充分体现，又要使法律规定明确化、增强其可行度，针对以上出现的种种问题，从立法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针对小额诉讼程序适用程度低的情况，应允许适用条件以外的当事人合意协商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使强制适用同合意适用相互补充，如此一来，不仅在司法资源的配置上，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