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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城市化比较研究 　　【摘 要】封建时代在城市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中国，在近代社会的城市化程度却落后于近邻日本。二者在处理人口压力、人口流动及商业化等问题上的差异导致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关键词】城市化；中国；日本 　　“城市化”指的是工业革命开始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由工业部门向非工业部门转移，城市人口密度迅速增大。早在唐宋之际，中国的城市化率就曾达到10-12%的高度。但是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徘徊在早已到达的水平，近代以来缺乏有力推动城市化的因素。相反，近代日本城市化进程迅速，不论从城市的数量上还是种类上均领先于中国。 　　一、人口压力的应对 　　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总人口数量的增加相当缓慢。但进入清朝中叶，人口急剧增长，人地关系日益紧张，这一时期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即人口增长速度超过耕地面积扩大速度，导致人均耕地面积递减，剩余人口大量增长。1834年人口突破4亿大关，持续到1852年人口总数达到4.39亿人，是清代全国人口数的巅峰，而此时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75亩。此后，直至辛亥革命清政权终结，六十年里中国人口停止了高速增长，始终在4亿上下徘徊。上述数据表明近代中国人口的压力虽然没有进一步增大，却已明显存在。尽管引进了美洲的农作物，产量有所提高，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但农业生产充其量只能与迅速增长的人口保持相应水平，人口压力削弱了中国应对外来现代化势力冲击的基础。如果控制人口增长，农业产生大量潜在的剩余产品将有可能进入远距离的商业流通渠道，用于城市消费，资源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加速城市化进程外，还将引起贸易、流通、组织等一系列的变化。事实上，近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使得以往高度分散化的情况益发不可收拾，它大大削弱了中央政府加强控制和协调的潜在能力。 　　近代日本，高度集约化的农业虽然也导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但人口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状态，人均收入提高了。这一点得益于日本政府的举措，根据户籍法，明治五年制作的《壬申户籍》是一部不问华士族、平民，而以居住地为依据，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以此为基础，政府进行了人口统计。同年，作为最早的统计书《辛未政表》，在正院公开刊行，明治六年又续刊了《壬申政表》。中央政府掌握了国民的实数，并以此作为统一实施政策的基础。此外，社区也对人口的数量实行严格的控制，大量的剩余农产品在日本成为可能，而由于江户幕府不甚严密的税收制度产生的实际产量与法定产量之间的差距使得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农业在排除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后为日本的现代化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可以说日本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主要是农村，在其整个近现代化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农村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国内殖民地的作用。” 　　二、人口流动的实现 　　城市人口的增加需要两股力量：“农业方面的生产率必须充分提高以使总人口的一小部分就足以为整个经济提供食品和原料，从而使农业人口得以解放；同时工业部门也得到充分发展，为那些解放了的农业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近代中国，推动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力量有：自然经济的解体，农民观念的转变，农业生产条件的破坏。此外，战争、土匪和灾荒也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当然并非所有的人口都流向城市，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都是近代以来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推力。常态的人口流动应是劳动力从农业中的解放，而这一点在近代中国并不明显，除了从美洲引进作物提高农业产量外，在生产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方面作为很小。因此，大量农村人口与其说是解放，不如说是从社会结构中被抛离出去成为“流民”。而近代日本，人身束缚首先被打破，明治四年政府开始身份制度的变革，下令平民可自由削发脱刀，同时可以自由迁徙，明治五年承认选择职业的自由。 　　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之后，有一个他适的过程，这一过程决定着流动人口能否最终城市化，而它需要有近代工业的强大吸附力。19世纪后半期中日两国都开展了振兴产业的活动：清政权于六十年代开始的各种振兴产业的举措只能是各个封建官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互无联系的进行，而不是在统一的政策下进行。而日本在江户时代中期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国内统一市场，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强烈要求实现统一国家的倾向，明治维新最终建立起近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中国的买办却在鸦片战争后，大肆分享着外国资本利用不平等条约和社会发展的差异而榨取的庞大利润。对于近代工业，就在中国上层官僚打着“官督商办”的旗号无法有所建树的时候，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向民间抛售官营工业的政策。日本最终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建立起相对完整和独立的近代工业。日本工业化的进展扩大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量，使企业之间为争夺熟练工人，而不得不提高工人的工资。一个男性工人平均日工资额，由1914年的65钱提高到1919年的1.44日元。两者的合力，使城市对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