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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南人出洋原因刍议 　　【摘 要】 文章认为，近代海南出现了出洋热潮，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海南人长期活动在南海，养成了他们冒险进取的精神；海南社会的动荡黑暗逼迫他们不得不出洋求生存；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稠密，再加上农业生产的诸多不利因素，无法容纳这些人口较为便利的生存发展；西方殖民者不断输入海南的洋货，冲击了各个阶层，破产失业人口不断增加，不得不另寻出路；同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大搞开发，诱使海南人去充当劳动力。 　　【关键词】 海南人；近代；出洋原因 　　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签订的《北京条约》中有条款规定中国人原意出洋，政府不得阻拦，[1]拉开了出洋热的序幕，这种出洋热在海南基本上持续到民国时期。根据苏云峰统计，“从1882年至1928年，由海口乘轮船出洋者，约在100万以上”。[2]根据海南区善后公署专员黄强调查，这些人多数前往了南洋地区，“至今已经达到39万人，其中泰国为15万人，马来亚为10.2万人，印度支那为3.8万人。这一数字约占海南岛全部人口的18%。”[3]多方面叠加的因素促使了这么多海南人抛下亲人、离别故土，本文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一、海南人有冒险进取精神，敢于出洋 　　“琼民多由他省移殖而来，富于冒险及进取精神，稍受经济之压迫，则飘然远引，赤手空拳，自食其力。虽遇困难之环境，不因终日劳苦而稍戢其求生奋斗之志。”[4]海南移民多由福建、广东移居海南，他们精通航海技术，在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明清时期的海南渔民长期以来就前往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捕鱼，对于这些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渔民前往东南亚不是难事。今人陈泽宪“曾见到一张同治乙丑年（1865年）海南潭门港邓有吉、曾圣姐等四十二人出海去西沙捕捞海螺，在叻埠（新加坡）过冬的公凭。[5]”《海南岛志》记载了：“琼山、文昌、澄迈、琼东、定安、乐会、万宁、陵水等县，以地偏岛之东北，接近大陆交通，风气开通较早，其民富冒险，务进取，南洋各岛多其足迹”的事实。[6] 　　海南人在大海中拼搏的传统，使得他们“身上都流淌着敢于冒险、不轻易服输的热血”，[7]再加上他们又有世代相传的航海技术与经验；当他们在受到压迫或为了追求更多的财富时，敢于出洋求生存谋发展。 　　二、海南地方政局动荡 　　清末，海南爆发汉族与黎族人民起义多次，尤其以光绪四年、七年、十一年爆发的汉、黎族人民起义均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动。如光绪七年的暴动，客家人“勾结黎匪，剽劫乡村，…叠次滋扰崖州、万县，戕官抢杀”；[8]光绪十一年的暴动，起义的客民“所到村庄，恣意焚杀，勒索资财”，[9]崖州“抱寨、抱丑、打荡等村黎匪四出，焚杀甚惨”。[10]这些暴动使海南的社会变得动荡不安，给老百姓带来了危害，使得一部分海南人出洋谋求生存发展。 　　进入民国，海南先后有龙济光、李根源、邓本殷等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南又受到因广东陈济棠、陈铭枢、陈策之间权力斗争的影响；这些使得海南的社会极为动荡黑暗。海南割据军阀为了争夺海南的控制权往往将正常的捐税用于军费开支。如1924年，邓本殷为了筹集军费，“令各县依岁额加倍征收，时称为双粮”。[11]同时，为了维持岛内各类政府职能机构的运行，不得不允许这些机构向岛内各类人群开征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海南岛志》云：“各县市署及城乡警团学各机关团体，皆得自由征收杂捐。税目繁苛，几于无物至税，轻重由己，办法错杂，重重抽剥，有一物数税或十余税者。”[12]海南政局动荡之际，盗匪横行肆虐。“民国五年，西南各省护国军讨袁，四方民军蜂起响应。县知事黄炳煊先逃。四月二十四日，阳江匪首冯兰波乘机冒民军名目率匪党数十人蜂拥入城，假张布告，人不及防，被掳商民数人落船，勒赎钱八百千文，并劫港内商船一只，货物甚多。”[13] 　　由上述材料可知军阀、职能机构与盗匪的共同剥削、掠夺与抢劫下，海南各类不同的“无辜民众惨遭祸害，财产荡然”，这才会出现“壮丁散之四方…亦有以地方不靖，前赴南洋经商”的潮流。[14] 　　三、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生计困难 　　海南岛可供耕作的农田少，尤其东北部地区。[15]小叶田淳云：“海南的农村，每一户的耕田面积本来很少。”[16]《海南岛新志》列出文昌县昌锦村每户平均耕地8.32亩，下铎村每户平均耕地2.58亩；乐会县石头村每户平均耕地4.80亩，孟居园村每户平均耕地3.95亩；琼东县春田村每户平均耕地2.85亩。通过这些调查，可得出海南东北部沿海县农户“由于平均耕地面积过少之结果，农民生计实难维持”的结论。[17]而此时，“广东省全体户平均为12华亩，全国户平均为20华亩”，[18]海南农户平均拥有的耕地低于广东农户，更低于全国农户。再加上海南东北部地区人口较密，使得这些县的老百姓难以维持生计被迫出洋谋生。 　　四、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