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精神遗产：从遵义到泸定桥.docVIP

长征路上的精神遗产：从遵义到泸定桥 　　只有在长征的路上走过，才能体会80年前红军经历过的一切，那是混合了冒险、探索、勇气与毅力的史诗式征程。我们重走了其中一段，回到遵义会议、苟坝会议、四渡赤水、彝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历史现场，想象红军如何能一次又一次地冲破体能与意志的极限化险为夷，实在非强大的信仰力量所能解释。这也是长征路上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遵义：转折地 　　飞机即将降落遵义，舷窗外变幻出另一番景象：这是典型的高山与丘陵地貌，起伏逶迤的山峦和纵横交错的河流之间，被不同类型作物分成层层叠叠的块状田坝，大地就像是一块立体的绿色系调色板。然而，在长征结束当年多名红军的回忆里，却无人提及这些如画的风景，他们提到的都是饥寒交迫，山高路远，可见长征选择进入人迹罕至的云贵川一带，就是因为这里崇山峻岭的天险，有可能踏出一条艰难的求生之路。 1935年5月，红军长征途中“四渡赤水”之后，北渡金沙江 　　长征所过之处，遵义是最大的城市。如今，在满眼的绿色之中，穿插着小青瓦、坡面屋、穿斗枋、白粉墙的黔北民居，将人带回到那张1928年照片中的老城场景――城墙背山面河环绕，木结构的大房子在其中排列俨然，一派欣欣向荣。城墙外的这条河是湘江河，乌江的一条支流，如今贯穿了扩大若干倍的城市中心;自西南向东北横亘其间的是大娄山，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将城市截然划分为丘陵和高山两大地貌。有山有水的地方总少不了宗教与传说，当地人口中最有名的传说是有关张三丰的。说张三丰年轻时四处寻找修行之地，看遵义金鼎山山清水秀，就住了下来。但是这里人声鼎沸，他不堪其扰，就把自己封在一个箍里修行，事先嘱托一个徒弟每5年帮他解一道箍。35年过去了，当年30岁的徒弟解开了七道箍，已经成了垂垂老人，他担心等不到下一个5年，于是提前把第八道、第九道箍解开了。于是张三丰只有上半身修炼成仙，下半身则还是一介凡人。金鼎山的风水被破坏了，张三丰只得再去别处寻找修行地，最终在四川峨眉山修炼成仙，所以有“先有金鼎，再有峨眉”之说。据说，群山环绕的遵义市内奇迹般地没有蚊子，也是当年张三丰停留时用他的拂尘拂走的。当然，更科学的说法是因为这里60%的森林覆盖率，尤其是老城当年种了一批香樟树，有天然的驱蚊作用。 　　可以想见红军从当时还蛮荒的苗族地区赶到遵义时的欣喜。湘江战役失败之后，红军带着一身疲惫和伤病进入贵州，这里是有名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房子都是木条糊上泥巴造的，屋顶仅覆以茅草。苗人都从房子里跑了出去，藏在瘴气弥漫的山上。朱德曾记下对这里的印象：“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抢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而且四处充斥着鸦片，赤贫的人因此更加了无生气、昏昏沉沉。黔军也从上到下被腐蚀，是有名的“双枪兵”――一支步枪加一支烟枪。也因为鸦片，关于红军下一步的去向，走贵州的观点占了上风――鸦片让黔军不堪一击。 　　进入贵州，枪口下的威胁有所减弱，取而代之的是湘黔高原的坎坷道路，危险重重的峻岭与大河，队伍的疲惫、食物的不足和苗人的敌视。红军在通道、黎平和猴场陆续开了三次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是否应当继续按照之前预定的路线去湘西与贺龙会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能力已经遭到质疑，毛泽东提议放弃会合，向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挺进。 　　红军进入遵义，首先要通过它东南64公里处的乌江。乌江是贵州境内最大的河流，河床是板岩构造，水流湍急，深不见底，没有可供涉水而过的浅滩，他们花了48小时才攻下渡口，架设浮桥过江。乌江将贵州分为南北两部分，位于黔西北的遵义当时是军阀柏辉章守护的王国，有几棵摇钱树：鸦片生产、销售和走私，酿酒，还有奴隶买卖。在当年原始落后的贵州，遵义被视作王冠上的宝石。直到现在，当地人仍以坐拥“黔北粮仓”为傲，谈起茅台这只长盛不衰的“中国第一股”，更是底气十足。除了地理分界，乌江也是一道文化分界线，遵义在雍正五年（1727）之前都归属四川，当地人到现在都是一口标准川音。 　　遵义为红军提供了宝贵的休整之机。长征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统在整理长征亲历者回忆时注意到一份不太一样的记录，来自当时在红军大学任教员的何涤宙。“在人们的认知印象中，长征的红军战士每天冒着枪林弹雨，食不果腹，吃草根、啃树皮。而在何涤宙的记录下，‘遵义的十天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何涤宙跟随干部团行军，一路为部队架桥，进入遵义前，刚刚为主力红军通过乌江天险立了一大功。他在日记里记下，干部团进入遵义后，每天都去一家“川黔饭店”吃饭，必点的一道菜是辣子鸡丁，后来店里生意太好，招架不过来，肉越来越少，“少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