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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運動的文獻學意義 　　摘 要：五四以來，隨著西方科學傳入中國，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現代科學方法接軌成了傳統領域的新課題。在新文化運動中，古史辨派受到胡適提倡的“整理國故”影響，主張用“歷史演進”的觀念重新審視中國的古史系統。從《古史辨》的第三冊開始，古史辨進入了“古書辨”的階段，儘管褒貶不一，但從古典文獻學的角度，古史辨派仍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便試圖總結出古史辨運動的文獻學意義。 　　关键词：古典文獻學；古史辨運動；經學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明清之交各大師，大率都重視史學——或廣義的史學，即文獻學。”梁氏的這種“新史學”觀對之後學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它導致一切中國傳統的文獻，經過客觀科學方法的研究整理，都為史學所用，成為一種“文獻的學問”。 　　在“古史辨派”的論爭過程中，對古籍認識的變化及對辨偽學發展所起到的促進作用也是在這種“文獻的學問”中產生的。胡繩評價道，“所謂古史辨的工作本是從‘辨偽’開始，及是一種史料考訂工作”，這是對其整理古史文獻的思想的肯定。實際上，古史辨運動雖以質疑古史而得名，其實為對古書、古文字等諸多文獻材料的辯論，是對文獻史料、辨偽等文獻學基本問題的探討。故有人曾指出，顧頡剛等人只是整理“古書”而非“古史”。從顧頡剛自身疑古學說的形成看，自胡適囑其標點姚際恒《古今偽書考》，“一經著手，便發生了許多問題”，“便想把前人的辨偽的成績算一個總帳。”後又見到《崔東壁遺書》，“讀了大痛快”，“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裏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的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也是立足于文獻考辨方面的。顧頡剛的疑古思想與社會產生共鳴與大的時代背景有關，也有梁啟超、胡適等人在“整理國故”的文獻整理方面的開創有關。古史辨運動，正是在這種文獻整理的風氣下形成的對於傳統文獻的再認識。 　　1、對於文獻地位的定位——經、史、子的並論 　　中國傳統文化對古代文獻有兩種對立的態度。一是“考信”的作風，如司馬遷“多聞闕疑，慎言其餘”。這要求學者重視文獻徵驗考核的精神，做到“疑則傳疑，蓋其慎也”，要求弄清文獻記述的“真實”情況。另一種是“嗜古”風氣，但求“古”而不求“實”，喜附會誇張上古記述，甚者為此偽造古籍。於此，很早就有學者提出辨偽史、辨偽書的論點。如宋代歐陽修、鄭樵、朱熹、吳棫等，他們都對偽古籍或杜撰的古史說法提出懷疑，疑古風氣開始出現。明以後，又出現了王應麟、姚際恒、閻若璩、崔述等人，都有辨偽之著作。“古史辨派”是遠紹這些辨偽學者的。 　　但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的學術傳統是依附於政治存在的，故這些學者的辨偽往往出於政治目的，即這種對古書的“考信”是建立在儒家思想體系下的，正如司馬遷《史記·伯夷列傳》中所講：“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傳統文獻的考辨，由於官方意識形態的束縛，其最終標準限定於“六藝”：他們要的不是文獻記載的真相，而是符合儒家思想的“真相”。一切評判標準是在預設了儒家經典所言的歷史真相後而得出的，其所得是符合社會政治形態的“真實史實”。故晚清之前，古書的辨偽多止步於儒門經典。 　　隨著儒學的自然發展和社會的劇烈動盪，經學的衰落無可挽回。清人學術從古文一統再度分裂為今古文之爭。在學派間的矛盾中，時人開始反思儒學。文獻所辨的偽書也逐漸由“子”擴大到了“經”。王汎森認為促成顧頡剛古史辨思想興起的關鍵性因素，是“以康有為為代表的晚清今文家的歷史觀”。這種在反求孔子原典的目標下的爭論逐漸發展出全盤否定古文經的思想。而側重義理發揮的今文經自身，又因“孔子托古改制”的政治目標導致自身信史性的破壞。於是，儒經古史觀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動搖。《古史辨自序》中，顧頡剛總結道：“清代的學風和以前各時代不同的地方，就是：以前必要把學問歸結于政治的應用，而清代學者則敢於脫離應用的束縛；以前總好規定祟奉的一尊，而清代學者為要回復古代的各種家派，無意中把一尊的束縛也解除了。” 　　晚清今古文家的這種互相辯駁導致傳統儒家經典的神聖化動搖，導致經部文獻也進入了辨偽書的視野。正如顧頡剛所說：“崔東壁的書啟發我‘傳’、‘記’不可信，姚際恒的書則啟發我不但‘傳’、‘記’不可信，連‘經’也不可盡信。”這進一步導致了“經”的地位的衰落——既然經部文獻亦非信史，那麼在史料層面，它與史部、子部文獻一樣都不能作為判斷史實的標準。並且由於子部文獻相較于經部文獻千年不斷修改附益的原始性，它保存了更為可信的上古資料。古史辨派認為子書在上古史的保存方面優於經書，正是出於此。因此，傳統的四部分類所代表的體系——經為首，次為史子，集為末——被打破了①，經部文獻失去了神聖光環，成為與史部、子部、甚至是集部具有相同文獻價值的文獻。經、史、子，甚至包括集②的並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