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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绝症病人有尊严地死去 　　绝大多数医生会对患了绝症的自己、家人及亲近的朋友持有这样一个看似“绝情”的态度：如果经专家会诊确认其已无法医治，则应改为进行姑息治疗，即只进行减轻其痛苦的治疗，给病人吃好的、穿好的、玩好的，满足其一切心愿，然后让病人有尊严地死去。这是因为，这些医生在从医生涯中见过太多因患癌症而家破人亡、亲朋懊悔的悲剧。 　　广西有一个颇有成就的企业家，为了救治患上肝癌骨转移的母亲，不惜出售工厂，变卖了全部家产，结果也没能挽救母亲的生命。这名企业家因此成了打工仔。还有一位晚期癌症患者，因为他是卫生系统职工的家属，在单位领导发动大家为其进行捐款时，却遭遇到了他的拒绝，大家在暗地里对他表示赞扬。 　　事实证明，无论病人患上哪种晚期癌症，医生断定其活不过三个月的，一般都活不过三个月，医生断定其活不过两年的一般都活不过两年，很少有例外的。作为医生我曾经反复追问我的老师：“你们在各大知名医院工作了大半辈子，难道就没有遇到这方面的奇迹吗？电视、广播、图书、报纸里面，都充斥着‘生命的奇迹’，你们就没有遇到过吗？”我的老师通常都会笑着摇头说：“没有奇迹”。但是，老百姓相信奇迹。只要有一线希望，老百姓就愿意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医管局主席胡定旭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份呼吁“尊严死”的提案。所谓的“尊严死”，是指某晚期癌症患者经专家会诊后已被确认为没有医治的价值了，同意患者放弃治疗的请求，从而使患者如愿死去的一种选择。此提议一时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些人认为，作为儿女要竭尽所能地尽孝道，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让父母多活一天，感受到彼此的爱与温暖。这样，儿女不会留下遗憾，不会背负不孝的骂名。也有人认为，与其让亲人极度痛苦、没有尊严地死去，还不如尊重亲人自己的选择。 　　记得鲁迅在《父亲的病》中写道：“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听说中国的孝子们，一到将要‘罪孽深重祸延父母’的时候，就买几斤人参，煎汤给其灌下去，希望父母能多喘几天气，即使半天也好。一位资深的医学教授说：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让他死得没有痛苦。 　　后来我才理解了这段话。中国人的传统总是期盼着绝处逢生，而且笃信“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一天是一天”。古代人的生存思想，套用在晚期绝症病人的身上，是那么的“无情无义”。 　　面对绝症“乞望奇迹出现”是绝大多数癌症患者的心理特点。研究证实，癌症患者的心理状态是有一定规律的，其过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否认、愤怒、乞求、抑郁、接纳。心理状态处于乞求阶段的癌症患者，会终日抱有等待奇迹出现的幻想，会主动要求医生对其进行过度治疗，以期延长其寿命。 　　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远没有前文提及的企业家那样的财力和人脉。他们为了救治绝症病人，必须倾家荡产、债台高筑，结果呢，换来的不仅仅是病人的死亡，还有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所承受的痛苦！放疗，化疗，插管，病人遭受了凡人难以想像的痛楚，即使是重症昏迷的病人，在他醒来的一瞬间所感受到的也只是折磨——这是肉体和心灵上的双重折磨。而在病人死去后，这些家属无一例外地会感到懊悔：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让他吃上一顿他最喜欢的红烧肉？为什么没有给她穿上漂亮的衣服？为什么没有满足他要去某某地方的最后心愿…… 　　一项网络调查结果显示，当被问及“是否会放弃对晚期癌症亲人的治疗”这一问题时，有21.7%的被调查者选择“听从医生的安排”，有18.7%的被调查者选择“继续接受治疗”，有59.6%的被调查者选择“放弃治疗”。而当被问及“自身患有绝症且无法医治时，是否会放弃治疗”，有超过7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放弃治疗”。可见，大多数人在意的都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生命的长短。 　　另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从病情确诊到死亡，平均每年花的医疗费用都在15万元以上，而对癌症患者进行临终生命支持抢救的费用一般为每周5万元左右。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公开表示：明知患者不行了还要对其进行抢救，只会给临终者增加更多的痛苦。为处于生命末期的患者使用昂贵的ICU（重症监护病房）是在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在医疗资源稀缺的今天，对晚期绝症患者进行合理的照顾，而不进行过度治疗，不仅能避免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还可以让宝贵的医疗资源用到更合适的地方。放弃过度治疗，让一个绝症病人有尊严地死去，所节省下来的医疗资源，可以挽救一群可爱的孩子或是一些慈祥的老者、无助的孕妇。 　　事实上，癌症过度治疗是全球通病。根据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在美国每年大约有2500亿美金浪费在无效的治疗上。癌症过度治疗不仅无益于患者病情的改善，还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和身心伤害。癌症的过度治疗，除了患者方面的原因以外，也有医生的责任。有些医生说他们也并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