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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百年来的第三次冲击及我们的选择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家庭经受了三次冲击：20世纪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1949—1976年间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运动，30年来从结构、制度、价值观指向家庭的全面侵蚀。在三次冲击和经济社会剧变的背景下，家庭问题需要进入国家的视野，需要建立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 　　“家庭是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斗争的场所。”剑桥大学教授，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说。 　　我们在中国就看到了这一斗争的丰富场景。回顾过去的百年，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家庭制度、家庭价值遭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家庭功能经历了逐渐弱化的过程。近30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国家庭又经受着第三次冲击，发生了从结构、制度到价值观的全方位的变化。在家庭结构上，表现为规模小型化、稳定性下降；在制度上，以2011年的婚姻法解释三为标志，推进了家庭财产制度的资本主义化；在价值观上，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发酵，深深腐蚀着家庭的传统价值支柱。在第三次冲击的浪潮下，当代家庭在结构、制度、价值观上呈现出危险的劣质化的苗头。 　　对家庭结构的侵蚀 　　30多年来，我们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了百年来对家庭的第三次冲击。这次冲击首先表现为家庭结构的深刻变化。 　　家庭结构的变化可以从结构特点和结构稳定性两方面看。 　　在家庭结构特点上，第一，家庭规模变小。30多年来，我国家庭的人口规模越来越小。家庭人口规模从1982年的4.41人下降到五普的3.44人，至2010年的六普，这个数据又下降为3.10人。 目前，我们家庭的户均人口规模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一般户均人口3人左右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了。家庭规模变小，意味着家庭内调整资源配置的弹性减少，功能弱化，抗风险能力降低。 　　第二，家庭模式多样化。从负面影响的角度看，家庭模式多样化问题最大的是流动人口群体，也即户籍农村人口家庭居住实际形态的多样化。 　　多年来，我们实行的人口流动政策是反家庭的。这造成农村人口政策性的家庭空间分离。现行人口流动的系列政策，包括劳动制度和面对他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排斥家庭团聚。它只要流动人口在城镇贡献出自己的劳动力，而拒斥他们作为人的全面需求，造成了大量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人道悲剧。从根本上说，家庭功能需要其成员厮守在一起方能实现，而家庭成员分离就会产生许多问题。最近接连发生的留守儿童的安全事故，特别是留守女童受到性侵的事件，暴露出我们人口流动政策的反家庭的弊端。因此，现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政策需要进行彻底的反思。 　　在家庭结构稳定性的属性上，30多年来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对家庭冲击的另一个表现是家庭结构稳定性的下降。这集中体现在离婚率的上升上。我国的离婚率正在节节攀升。据民政部今年发布的《2012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共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310.4万对，增长8.0%，粗离婚率为2.3 ，比上年增加0.2个千分点。2012年离婚率的增幅超过了结婚率的增幅。 　　婚姻家庭是一种契约，家庭是一个权利义务共同体，家庭这一组织内在地要求具有稳定性。而今，离婚率的上升是家庭稳定性下降的直接表征。诚然，离婚率高表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和自主性的增强，但它毕竟会带来许多负面后果，如对于子女的心理、发展及单亲家庭贫困率的上升等。而离婚率的上升，责任意识淡薄，为追求个人快乐而躲避家庭责任义务，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这里，婚姻家庭价值观的迷失十分明显，而这在娱乐明星身上表现尤著。 因为明星是被公众消费的，他们的离婚或事实婚姻关系解除的频繁发生，是对于婚姻稳定性的解构剂。 最近，歌手王菲离婚引发媒体轮番爆炒，值得注意的是，有位艺人由此评论说：“婚姻不再是传宗接代的契约！如果一个人决定要离开你了，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你不能再给予她能量了。”这话倒让我想起老黑格尔的名言：“婚姻是法和伦理意义上的爱情。”两相比较，我们在婚姻、家庭的观念上的确深陷泥沼了。 　　当然，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稳定性下降是现代社会的总趋势。而我们要做的是致力于增进家庭的稳定性，尽量降低稳定性下降的速度和其负面影响。 　　对家庭制度的侵蚀 　　近30年来，家庭制度受到的冲击，以2011年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最为突出，因为它彻底葬送了我们数千年来“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制度。 　　2011年高法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起到了解构传统家庭财产制度，进而侵蚀家庭价值观的负面作用。中国人自古至今一直实行的是“同居共财”的家庭财产制。2001年的《婚姻法》，对“夫妻共有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表明倡扬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开始侵入家庭；2011年高法出台的婚姻法解释三，在家庭房产领域按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立了个人所有制，从而完成了婚姻法向个人主义的演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