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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出伟大——邓小平（中） 　　长生口之战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因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工作的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双方的协议，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于1937年8月，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115师、120师、129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129师的领导，特派邓小平任129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并肩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县召开了129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总结了129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 　　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多人的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的30万大军又不断撤退。 　　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129师各主力团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翻越山脉，抵达长岭，立即召集386和385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并在中途歼灭它。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前进。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击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立即陷入伏击圈，结果被击毙130余人，毁汽车5辆。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129师向晋南转移。 　　神头岭大捷 　　进攻晋南的日军108师团是沿河北省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山西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于是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要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头，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驰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日军。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却利于隐蔽埋伏。我方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1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386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计进行着，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兵来不及支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到当日下午4点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108师团、116师团的1500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全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129师在神头岭歼灭。 　　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刘伯承、邓小平精心部署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神头岭战斗后，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3人又共同提出进行响堂铺战斗。响堂铺是日本侵华军108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在涉县境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3月31日刘、邓率部进行伏击。朱德、彭德怀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特大的伏击战因组织实施得法，打得很漂亮，日军被歼数千人。前来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赞叹不已。 　　粉碎秋季大“扫荡” 　　1939年1月，日军纠集了3万余人的兵力，分11路向冀南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刘伯承、邓小平针对平原地形便于敌快速部队行动的特点，确定了129师主力分为几个集团，结合地方部队分区活动，寻机歼敌，并派出小部队迟滞和消耗敌人。在这种反“扫荡”决策指导下，部队在不到3个月时间进行了大小战斗100余次，粉碎了日军的“扫荡”。 　　3月，敌我双方的战斗重点转入山区。刘伯承和邓小平为加强山区的对敌斗争，在妥善安排了冀南斗争后，遂于3月7日率129师师部、386旅主力及其他部队返回太行山，对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