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首都演变和千古局势变迁讲述.doc

中国首都演变和千古局势变迁 长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都城。它的影响所及，导致日后的明清人也往往在诗作里用“长安”来指代北京城。选择长安为都城的理由很多，最明显的一个理由是它的地理位置。用古人的话说，就是“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就军事关塞而言，长安周边东有潼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座关口控制着进出长安的通道，都是易守难攻。就地理而言，长安有一个安全的地形。 安全固然重要。但作为首都，还必须有战略上的考虑。长安并非是帝国的经济中心。虽说关中过去比较富庶，但其实远在汉朝，全国经济中心就已转移到河北河南一带。隋唐后更是往江南转移，总趋势是离长安越来越远。那么是否应该放弃长安，将首都转移到经济中心呢？那也不见得。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帝国，必须考虑全国的均衡，避免畸轻畸重。经济中心最好和政治中心错开，这样能让经济和文化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这个道理就算放在今天的中国，也同样成立。如果中国现在将首都定在上海或者南京，北方连一个一线城市都没有，完全缺少辐射中心，整个国家的区域失调会更加严重。 此外还需要考虑敌人的位置。在汉唐时期，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其是西北。汉唐把首都定在长安，全国物资向西北大量涌入，确保了西北经济的繁荣，使汉唐不仅能抵御匈奴和突厥，还有余力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东汉放弃长安，间接导致西北经济凋零，带来羌族的动-乱，更种下了董卓之乱的祸根。 但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外部威胁开始向东北方转移。契丹、女真、后金相继从东北崛起，西北方倒相对安全。中国的首都也由西向东神龙摆首，从长安变为北京，其间正呼应着这种变化。压力所向，正是首都之所向。因为首都之所向，也就是全国物资财富之所向，也是全国注意力之所向。 隋朝的都城选择 长安城不是一座。历史上有两座长安城。汉朝的第一长安在西安市的西北。隋唐的第二长安才坐落于西安市中心。它是隋文帝所建，当时不叫长安，而叫“大兴城”。 隋文帝杨坚定都长安，还有一个很现实的政治考虑。杨坚的力量建立在“关陇集团”身上。关陇集团这个概念最早是陈寅恪提出的，现在还有细节上的争议，但大体已经得到史学界的公认。所谓关陇集团，要追溯到北魏分裂之际。当时一代枭雄高欢控制了大部分北中国。宇文泰走投无路，裹挟北方六镇的余卒，西入关中，建立一个关陇军事集团。这个集团以关中为根本，东向和高家争夺天下，历经险阻最后终于获胜。杨坚也是关陇集团的一份子。他是宇文家的岳父，夺了女婿的天下，但他依靠的还是关陇集团的力量。既然需要人家的支持，杨坚当然就不敢随便离开关中，只能定都长安。 但是事情到了他儿子隋炀帝的时候，起了变化。他离开了关中，让人造了一个新首都洛阳，又派人挖了一条大运河。按照传统史书的说法，隋炀帝既然是个荒淫无耻的人，建造新都城、修建大运河当然也就是为了更好的荒淫无耻。这个说法难以让人相信。隋炀帝毕竟不是个神经病，不会不惜代价修一条打通全国的大运河，就为了自己在上面坐船。我觉得他所作所为的背后，有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矫情。他试图把帝国凝结为牢固的整体，所以他才会选择位于帝国中央的洛阳为新首都，也才会用一条运河把帝国连为一体。 理想主义从来害死人。大隋朝灭亡了。隋帝国的崩溃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穷兵黩武滥用民力。但是背后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隋炀帝营造洛阳后，远离了关中，也就疏离了自己的力量源头，因此招致覆灭。事实上关陇集团的力量一直还在，所以李渊起兵后马上急吼吼地地直奔关中，争取这个集团的支持。也正是依靠他们的力量，李唐王朝才能扑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一统天下。 有隋炀帝的前车之鉴，李渊只能把首都定在长安。但这样一来就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粮食。首都总要消耗大量粮食。光靠关中一带不足以供给，唐朝不得不从外地输入粮食。按说隋炀帝的大运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事情不那么简单。 长安和洛阳 以江南粮食为例，它们要送到长安，需要走两千多里的路程。这段路大致可以分成三段，从江南到洛阳一段问题可以走大运河；从陕州到长安一段，也有现成的广通渠，问题都不大。真正的问题出在洛阳和陕州中间这段路上。这段路中间有三门峡的砥柱，船过不去，只能靠牛车走崎岖的山路，非常艰险，运量也很有限。 开始的时候问题还不大。李世民统治时期，政府规模很小，军队也是军农合一的“府兵制”，一年往长安运一二十万石粮食就够了。所以危险还没暴露出来。到了唐高宗时代，政府规模急剧膨胀，长安城人口也跟着增加，粮食就成了大问题。最后竟然弄到了几乎要断顿的地步。这时，隋炀帝留下的东都洛阳又成了救命稻草。 唐帝国并不缺粮食。洛阳附近的洛口仓里有的是粮食，堆积如山，只不过运不到长安城而已。好在粮食是死的，人是活的。既然粮食不能过来让我们吃，那我们就过去吃粮食。在唐高宗时代，一遇到关中欠收，李治和武则天就带着文武百官到洛阳吃洛口仓的粮食去。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