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沟通练习法(简体字版)-加图完整版解答.doc

人际沟通分析练习法 TA TODAY A new introduction to Transactional Analysis 原著：艾恩·史都华（Ian Stewart）/凡恩·琼斯（Vann Joines） 翻译：易之新 审阅：邱德才（中华沟通分析协会理事长、台中咨商辅导中心总干事） 序一 不老的沟通法则 本书的题目为《人际沟通分析练习法》，内容主要是在介绍沟通分析在当前的理论与应用。“沟通分析”(transactional analysis，简称TA)的技术，最先是由心理学者伯恩(Eric Berne)所提出来的。自从他的两本著作《人间游戏》(The Games people play)和《语意与心理分析》(What do you say after you say hello?)在一九六○年代相继出版之后，有关TA的书籍便在美国风行一时。TA的提倡者把TA看做是一种了解并改善人际关系的实用技巧，认为自己是在提倡一种“通俗心理学”(layman psychology)。他们不仅开设训练班讲授TA的技巧，还把整套课程制成录音带，在市面上出售。有趣的是：许多必须处理人际关系的专业人员，像医师、辅导人员、社工人员，临床心理师、精神病医师，也纷纷自愿去接受这种“通俗心理学”的训练! 一九七○年代，TA在位居“世界学术体系”的核心——美国风行一时，在学术思潮强烈依附于美国之上的台湾，它当然也不会太过寂寞。当时，许多有关TA的书都被翻译成中文；许多助人机构，像张老师、生命线、妇幼卫生协会等等，都曾经训练他们的医护人员、辅导人员和社会工作人员使用TA的技术；甚至有些私人开设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也曾经开设有TA的课程让企业界人士自由报名参加受训。 TA传人台湾之后，它的遭遇跟许多西方心理治疗技术传入华人社会有相当明显的不同。以往国内学者在介绍西方心理治疗的技术时，大多抱定“新就是好”、“科学至上”的原则，只要是先进国家的大牌学者所发展出来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就“奉之若神明”地介绍给学生，既不敢反省批判，也不问它们在本土社会是否适用，使得由西方传人的许多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往往变成学术象牙塔中人们用来磨练心智的工具，除了课堂讲授和考场应试之外，便没有多大用途。 TA则不然。由于它在问世之初，即被定位为“通俗心理学”，在传人台湾之后，有些心理学研究所的研究生虽然曾经以之做为论文题目，写过几篇学位论文，但并没有引起学院派人士的重视。怪异的是，尽管学院派人士不予重视，它在台湾民间却有相当强韧的生命力。目前，不仅台北、台中、高雄等地都有私人团体开班讲授TA的课程，台湾并在一九九八年成立了“沟通分析协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学院派人士“奉之若神明”的心理治疗理论和技术走不出学院的象牙塔，这种自我定位为“通俗心理学”的“沟通分析”反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在台湾社会中存活下来?“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这种现象到底要如何解释?难道台湾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一块适合TA成长的沃土，能够提供它成长壮大的养分? 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肯定的。从一九七○年代开始，许多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一再显示：心理治疗的实施，必须要符合案主的世界观。倘若心理治疗的内容和案主的世界观不相一致，甚或是互相抵触，这种心理治疗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的。 我们在盲目引介西方心理治疗的理论和技术时，便可能犯了这样的毛病。比方说，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最重视个人“做决策的权利”(right of making decisions)或“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对于他们而言，像Rogers的“案主中心治疗法”(client-centered therapy)可能是极为有效的。然而，华人关系主义所讲究的是个人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定位，以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在这样的文化里，诸如“案主中心治疗法”大概只能对西化程度极深的少数知识阶层才能产生效果。 然而在TA中，案主必须分析自己和他人交往时的父母/成人/儿童状态。这三种人际互动中的自我状态，对华人社会中的个人而言，可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近年来，我致力从事本土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并且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探讨儒家文化的深层结构。根据我的分析，儒家“庶人伦理”在人际互动方面，最强调的是“尊尊法则”和“亲亲法则”。用通俗的话来说，所谓的“尊尊法则”，便是在人际互动的历程中特别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尊/卑顺序：所谓“亲亲法则”，便是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近。用TA的语言来说，这种“文化脚本”(cultural script)在人际关系的安排上，并不重视成人—成人之间的互动状态，而特别强调父母/儿童的互动状态。 许多实征研究的结果一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