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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主要翻译理论 季羡林的翻译思想: (一)“文化中心转移”论 (二)“模糊艺术”论;? (三)“神韵”新解; “翻泽即生态平衡” “翻译即文本移植” “翻译即适应选择”等核心理念 1.尊崇“信达雅”三字标准 对于洋洋大观的中外翻译理论和学说,季羡林自称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季羡林,2007:21)。他对各种西方翻译理论有兴趣,但又不盲目附庸崇拜。“到了近现代,西方的理论蜂拥而至,……有一些理论分析得非常细致,显得十分深奥;然而细究其实,却如绣花枕头,无补于实用”(同上)。季羡林在对西方某些深奥却非实用的翻译理论表示怀疑和批评的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翻译标准主张。他赞成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 2.主张忠实于原文的直译观 中国翻译史一直存在着直译和意译之争。季羡林在与许国璋合写的《翻译》这篇文章里,对中国古代至近现代的翻译史进行了一番简要的梳理后得出结论:“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是压倒一切的原则”(季羡林,2007:6)。而且,季羡林在他长期的翻译实践当中也是奉行这一原则的。文革期间,翻译《罗摩衍那》这部印度“原始的诗”,他主张直译原则,那么原文体裁是诗体,就必须忠实于原文,“以诗译诗”,不能译成散文。虽然解决了大的翻译原则问题,但是真要动手做起来其中困难不难想见。比如用什么样的诗体来对应《罗摩衍那》的输洛迦体(意译为颂,每颂2行,每行16个音节),季羡林可谓是用心良苦。“流行的白话诗,没有定于一尊的体裁或者格律,诗人们各行其是,所有的形式我都觉得不恰当。”“完全用旧诗来译,也有困难,一是不能做到‘信’,一是别人看不懂。反复考虑,我决定译成顺口溜似的民歌体。每行字数不要相差太多,押大体上能够上口的韵”(同上:78)。可见他译《罗摩衍那》的主要原则有三,一是“把原文的分两行写的三十二个音节的输洛迦译为四行”;二是“要押韵”,三是“每句长短相差不要太大”(季羡林,《罗摩衍那·战斗篇》附记,1984:988)。 3.反对文学作品重译 这里所说的重译,指不通过原文,而是通过某国译文进行的二次翻译,即转译。重译在20世纪初至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风行一时。鲁迅等人曾经提倡重译: 中国人所懂的外国文,恐怕是英文最多,日文次之,倘不重译,我们将只能看见许多英美和日本的文学作品,不但没有伊卜生,没有伊本涅支,连极通行的安徒生的童话,西万提司的《吉诃德先生》,也无从看见了。这是何等可怜的眼界。(转自王秉钦,2004:122-123) 4.强调翻译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翻译是一种至为重要的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季羡林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翻译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在为《中国翻译词典》所写的序中明确指出“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1)。他进一步自信地指出:“文化交流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人类就没有进步,就没有今天世界上这样繁荣兴旺的社会”(季羡林,2007:151) 5.强调翻译工作者修养问题与专业队伍建设 当下坊间翻译出版物名目繁多,但译著质量每况愈下,陷入了翻译的危机。季羡林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他在《翻译的危机》这篇文章里指出危机正出在很多译者不遵守“信”这个标准上(季羡林,2007:22)。“信”与“不信”的问题其实涉及到译者的外语基本功和译风译德问题。为什么译而不信?季羡林认为有两个基本条件或因素:“一是外语水平,一是工作态度”(同上:23)。一些译者外语基本功没有过关,急功近利搞起了翻译,难免粗制滥造,制造垃圾。更糟的是,有些人外语水平差工作态度又不好(季羡林将此类人的翻译归为下等的翻译),不是缺乏自知之明,就是投机取巧蒙混过关。这样的译才译德怎么会产生好译文?鉴于此,季羡林主张,想搞翻译的人,应该多学几门外语,学好外语,尤其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 作为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和中国译协名誉会长,季羡林非常关注《中国翻译》等杂志和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他说之所以接受担任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确实是为了更好地提意见的”(郭晓勇,2007:15)。他也确曾建议《中国翻译》杂志“多刊登一些评论翻译的文章”以加强今天的翻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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