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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重要性书信 篇一：再谈法律信仰的当代意义 摘 要： 法律 信仰是一种民众发自内心的主动的从法、护法精神,即一种对法的虔诚的信仰,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恰恰缺乏这一动力支撑，从这一角度论述了法律信仰缺失的 原因，并提出了构建法律信仰的对策。关键词：法律信仰;和谐社会;法治；当代意义法治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而法律信仰作为 现代 法治精神的内核,是构建和谐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法律信仰的形成和 发展 是一个 自然 历史 的过程, 同时又是人们有意识地选择和培育的结果。 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法治,构建和谐社会也需要有和谐的法治，而法律信仰所体现的正是社会成员对法律的一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这就更能突显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1 什么是法律信仰信仰一词在《辞海》中是这样被解释的:“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的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准则,” 法律信仰是指基于主体通过对法 律现象的感受而形成的内心对法律价值的认同,对法律的坚定信念和尊重,是公众自觉的守法的升华。我们可以用这么一个公式来演示服从法律与信仰法律的关系：认同法律、服从法律、信仰法律。即公众在对法律价值作出认同之后就会去服从法律,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又满足了主体内心的需要从而在主体内心中产生了对法律的信仰,相应的法律信仰一旦生成又会促使主体更加自觉得服从法律,爱护法律,恰如伯尔曼所言:“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制力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依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根植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因此,服从法律与法律信仰的耦合,就存在于这种排除外力强制的主体内心自觉的对法律的认同感,归属感和依赖感之中。2 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缘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机关以“惊人的速度颁行了一大批法规” 这种“快速推进”型的立法实践不仅标志着“无法可依”时代的终结,更意味着中国法治化的“硬件”设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雏型的形成。但与此同时,对社会公众的法律意识,法律情感及对法律的信仰的培养却被忽视了,从而不可避免地拉大了本己存在的法治的物质,制度、技术成分与法治的意识,观念、价值成分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由各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从法理上看，法律自古至今都有工具化作用，不管对法律如何美言，法律都表现为对社会生活控制的一面。法律是理性化选择的结果，是理性化的规则，是对世俗生活的秩序化安排，现实生活的冷酷处理。诗意般的人生无法通过信仰法律来实现。法律追求的确定性、具体性，是历史与理性的结果，是日常的俗世生活的践行。法律不具有超越时空性、超验性、彼岸性的特点。信仰恰恰是某种意义上理性的拒绝，超验的情感依附。法律从其价值上来讲，法律的正当性无法自我证明，也就是法律的善恶、法律的正当性不在法律其自身，而在法律之外的诸如正义等依据，但正义等判断性依据也无法在一个社会或民族国家内部达成“正义”共识，无法获得普遍的认同，也无法为所有的人们信仰。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素没有使人们产生信仰法律的内在基因,相反伦理道德却成为人们推崇的对象。中国传统社会是建立在以宗法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之上的,人们更习惯于在温情脉脉的伦理道德面纱中生活,社会秩序游离于法律之外,靠血缘、亲缘关系结成。如王亚南先生所释:“在中国,一般的社会秩序不是靠法律来维持,于是人治与礼治便被宣扬来替代法治。”正因如此,人们更倾向于伦理亲情,对伦理道德以外的企图通过法律去协调人际关系的做法避而远之,相伴而生的则是人们排斥法律,厌恶法律使得法律丧失了其应有的至上性与权威性。在这样情形下对法的信仰便无从谈起。最后，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旧的法律观念的影响，封建帝制的皇权至上，宗法、特权观念、专制观念、权力至上等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的思想产物，即长久的封建人治传统的中国所构造的法律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在中国这种传统法律文化以皇权至上为特征的权力本位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地位，只是“一直确认并全力维护专制王权的绝对至上性。”这种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现代人，人们在权力和法律面前总会出现权力高于法律、法律低一等的认识，从而对法律失去信心和认同感，便不会自觉地寻找法律的保护，也更谈不上对法律的尊重和信赖了。3 如何构建当代法律信仰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因此，在构筑我们现代法律制度的时候，“不仅没有溶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刻就陷入到了不可能摆脱的精神困境里。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唤起我们乐于为之献身信仰与激情，我们并不时失去了对法律的信仰，而是一开始就不能信仰这种法律。”［5］这就是摆在我们正在前行的现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