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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农民收入若干问题的思考 加入WTO后,增加农民收入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和艰巨。必须结合农村实际，分析农民收入现状，深入探讨其症结所在，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 　　农民收入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综合反映，尤其是对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来说更具典型意义。目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趋缓，进一步增长乏力。具体表现在： 　　1.农民收入增幅连年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79年以来的十多年中稳定快速增长，名义年均收入增幅达14.30%。但是，进入“九五”以来，却出现了连续4年增幅下降的现象。“九五”前四年下降8.79%，以后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特别是1999年增长幅度仅为2.22%，大大低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1] 　　2.农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持续减缓。近几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无论从名义收入，还是从实际收入看，都出现了持续减缓趋势。1999年农民人均收入仅为2210元（阜阳市等农业大区仅为2100元），名义收入比上年增长2.2%，实际收入增长近3.7%，均是近几年来增长幅度最低的。[2] 　　3.农民收入增长越来越困难。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已连续3年下降，农村总体上已陷于农业减收，只能靠非农产业和外出打工增收的局面，多数纯农户实际已减收。而且农民人均家庭经营费用和生活消费支出已连续2年下降。从阜阳市调查来的资料更能说明这一情况。目前，农民收入结构较改革开放之初发生了变化，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粮棉收入下降（只占农民收入的23.4%），瓜菜收入微增（占农民收入的25.3%）。二是劳务输出报酬收入增长较快，务农收入减少。这是因为个体私营经济有所发展，用工量增加，加上外出打工人数迅速增加（其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20.4%）所致。三是畜牧业收入稳中有升。虽然畜产品价格近几年下滑，但由于总量增长，畜牧业人均收入仍有所增长（占农民纯收入9%）。四是个体私营经济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大幅度提高。当然，也应看到，不同县、乡、村农民收入悬殊较大，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由1998年的0.31、1999年的0.32,上升到2000年的0.46，已超出国际上公认的合理范围（0.3-0.4）。 　　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如果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则城乡居民收入之比1978年为2.56:1；1982年为1.82:1；1994年为2.86:1；1999年为2.56:1。[3]具体来说：(1)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始终保持一定差距。90年代前期这一差距明显反弹，中期略有缩小，但1998年以后，在波动中呈现扩大的趋势。仅以1999年为2.56:1为准，若按可支配收入计算，这一差距为3:1，若只考虑货币收入，这一差距则为4:1，若将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贴算进去，这一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到5-6:1。(2)生活消费差距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当于农村居民的2.93倍。20年来，这种局面不仅没有改变，差距还在波动中略有扩大，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37倍。(3)储蓄差距拉大。1998年底，占人口总量仅30%的城镇居民储蓄占到总储蓄的80%，人均储蓄达11324元，是农村居民人均储蓄1201元的9.4倍，而1985年是6倍。[4] 　　5.地区间农民收入差距大。1997年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是2:1.4:1（以西部为1），1999年收入差距比为2:1.3:1，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户收入差距反而扩大。[5]中低收入农户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户基本上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据测算，1999年全国近80%的中低收入户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纯农户或一兼户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再者，农村购买力对国民经济的市场贡献仍然较小。中国农民约占全国人口80%，他们的购买力对于国民经济的总需求水平，从而对宏观经济景气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96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农村只占43.5%，不仅与农村人口80%的比重不相适应，甚至与1978年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总额52%的水平相比还有所下降。[6]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 　　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1.农业结构不合理，结构调整缓慢，仍存在“三大三小”问题。一是在种植业结构中，粮田面积大，经济作物面积小。以阜阳市为例，据初步匡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之比为7:3。然而，近几年粮食产量上去了，市场价格却下来了，加上国家为减轻财政负担一再调低保护价和定购价，农民种粮的收入出现了负增长。此外，其他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关系也大都处于失衡状态，价格全线下滑，基本都降到了1992年以来的最低点。二是在农业内部结构中，种植业比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