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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理论及其批评 1．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小说理论及批评 17世纪和18世纪的英国读者可以选择的小说颇为丰富，但是，小说家（及批评家）却缺乏一种清晰的理论体系和固定术语对丰富的小说进行批评。大部分的批评议论都出现在小说序言中，这既是书商的营销策略同时也是作家为自己作品进行的辩护，但足以说明存在这样一种普遍观点：小说可以带来很大的乐趣，因此，它在道德上是值得怀疑的，在文化上是倒退的。同时，这种解释表明一种新的、但尚未被真正理解的小说正趋于日益发展中。在那些声称具有严肃道德目的的小说序言中，经常出现两个互为对立的术语：“真实的历史”、“传奇”。17世纪后期的传奇作家们经常用文艺复兴时期源于亚里斯多德《诗学》但已经毫无新意的一些词藻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强调历史即真实的事实；至于传奇，用《Parthenissa, A Romance》的作者Roger Boyle（1621-79）的话来说，则“为教化和发明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园地”（Barnett 4）。Boyle 为传奇进行的辩护引发了历史真实性与小说虚构之间的对立，前者具有道德提升作用，而后者则存在不健康的错乱与幻觉。这一观点一直延续至18世纪末。在Boyle 看来，“吸引人们从事模仿活动的不是通过明智的讨论或精致的设计获得的真理，而是这种行为本身的理性和可能性，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4）。不过，18世纪中期以前，对于大部分为小说辩护的人而言，真实的、历史的真理给叙事带来道德功效和道德权威，而这一点是那些明显带有虚构性质的小说所无法企及的，无论它显得多么令人信服。 例如，Aphra Behn （1640-89）在《Oroonoko; 或The Royal Slave》 （1678）中开宗明义地指出：Oroonoko 不是“杜撰的英雄人物，他的生活和幸运不是诗人凭着自己的高兴创造的”（129）。Behn 希望读者相信她的小说基本上属于亲眼目睹的事实，由主人公亲证并提供材料加以补充。在某种程度上，Behn对真实的理解与那种认为小说可能带来愉悦但不会产生道德教化的传统观点一脉相承。然而，随着能多会写的人日益增多，公众也偏爱“新闻”，关于世界的事实与数据构成了日益膨胀的信息；这些信息的意义和价值正是源于它们的字面意义和具体事件，而不是原先赋予小说以合理化的那种普遍道德价值。强调历史纪实的真实观与这一现象密切相关。 18世纪早期出现了大量备受关注的新闻：时事评论和小册子报道耸人听闻的犯罪行为和家庭暴力，某些臭名昭著的罪犯的个人生活情况，包括海盗和拦路抢劫的强盗，还有许多异域旅行的报道。这些内容因其罕见或者不寻常，以及现实可能性而备受公众关注。丹尼尔·笛福（1661-1731）为《鲁滨逊飘流记》（1719）撰写的前言就是广为人知的一个例子，说明小说具有的双重特性。其中有这样的描述：鲁滨逊其人属于“私人领域”，但他的冒险经历“值得公诸于众”，因为它“充满神奇色彩……一个人的生活很少像他这样富有如此的多样性”（3）。虽然该小说已经十分畅销，笛福认为有必要让鲁滨逊在续篇《The Farther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的序言中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该书不是“传奇”，“有些人因为嫉妒希望在地理、关系、事实方面找出错误和矛盾，但他们的努力已经被证明徒劳无益，用心不良”（258）。1720年，笛福发表了Serious Reflections during the Life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文中再次表示他直面“这个世界充满嫉妒和恶意的那一面”否认《鲁滨逊飘流记》是传奇，并一再强调该书“都是历史和真实的事实”（259，260）。 令读者感到困惑的是，鲁滨逊声称，“这28年的真实生活，在人类有史以来极其荒芜与备受折磨的环境中度过”（261），它同时具有寓言性质，是一则道德寓言。鲁滨逊说他的故事向人们推崇、昭示某种道德品行——耐心、勤奋、毅力——但是，笛福坚持声称鲁滨逊的故事是关于他本人生活的一则寓言。正当我们看到笛福的不一致时，序言却声称所有事件都是真实的，“想象出来的故事中不存在事实，只有关于真实故事的暗示”（261），即“一个依然活着并且广为人知的人的个人史，他的所有行为仅仅是这数卷书的主题”（259-60）。 笛福的序言中终久显现的前后矛盾说明了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18世纪早期小说对读者，而不是对批评家的潜在意义。像《鲁滨逊飘流记》这样的小说力图在极富异域特色的具体性与笼统的、普遍的道德模式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笛福直截了当地宣称该小说同时也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则寓言故事，这一点虽然令人困惑，但也不乏深意，因为小说在日后往往显现了作者个体经验的源泉，是作家个性的体现。不过，这些观点在18世纪小说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