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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我让女儿主动学习的秘密,做家长的都该看看！ ?? 我之所以能够在这谈谈家庭教育的心得，确实是因为我接触的孩子太多了。从我在北大开始教书，一直到后来办新东方，到现在从新东方走出去的700多万学生。我看到过很多幸福的学生，也看到了很多被耽误的学生；看到了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成功感到无比的幸福，也看到了很多家长因为孩子的不成功而痛不欲生；我看到很多贫困家庭最后因为孩子有出息而生活的满心幸福；我也看到很多亿万富翁的家庭，最后因为孩子问题父母甚至患上精神分裂症。好多父母都和我说，俞老师，我把我所有的钱都捐给你，只要你能把我的孩子变成正常的、幸福的孩子。我常常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说这个已经太晚了，因为孩子是从一出生开始到18岁就基本定型了，所有的事情都要在18岁以前做完。　中国有句古话说：3岁看大，7岁看老。现在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期中，从农业社会一下进入了商业社会。而现在的中国对商业道德和商业伦理本身的认识又不完整，中国人在商业社会里坑蒙拐骗的现象比比皆是。很多小企业都陷入这样一个慌乱中间，而在这样一个慌乱中我们应该怎样教育孩子？比如说我们教育孩子诚恳，但孩子诚恳后又在外面受别人欺负；我们教育孩子善良，结果我们发现善良的孩子得不到社会的认可。我们就会反思，是不是该教孩子投机取巧一点，是不是该教孩子更加凶悍一点。我们成人做的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会不知不觉给孩子展示了不好的东西，对孩子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带来重大影响。因此，我们教育孩子的方针出了问题。 　家庭教育的头等大事——人品教育　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对家庭教育非常复杂的时代，社会里面有标准，家庭里面有标准，而且，这些标准还有可能是错误的标准。比如说，我们的标准是要求孩子在班里进前5名，孩子只要能考上北大、清华就算成功，到哈佛、耶鲁就更加成功。这虽然是标准，但在我看来，都是错误的标准。为什么错误，因为它最后变成了家庭的惟一标准。而孩子的成长有很多标准，比如说人品是否高洁是一个标准，个性是否健康是一个标准，做事是否有创造力、想象力是一个标准，有没有吃苦精神、有没有勤奋精神是一个标准，有没有摔倒在地上敢于爬起来的精神也是一个标准。中国现在的社会，把成功限定在一个特别狭小的范围之内，对孩子们来说考高分，成绩好就是标准；孩子五六岁会弹钢琴，就会得到奖赏。我们中国的成人世界里从不以一个人拥有多少真心朋友作为成功的一个标准，我们成人世界里的标准就是这个人有钱，有地位，有财富。　我自己深深的陷入到这样的痛苦之中，许多人见到我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俞老师，你现在也进入中国富豪榜了！”没有人会说：“俞老师，你的人品不错。”第二句是：“你作为新东方的掌门人，新东方很赚钱啊。”假如说有一天新东方倒闭了，我一分钱都没有了，还有人认为我是一个成功者吗？如果我成了一个身无分文，必须要靠自己的力气赚钱的人时，还会有人过来告诉我：“俞老师，你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我才觉得这个人是我真正的朋友，真正认可了我的成功。我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成功者，不是因为我有新东方，我赚了钱，而是我有一个做人的基本准则，我始终认为我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是一个心中没有邪恶念头的人，从小到大，我没有做过一件伤害别人的事情。当然有时候话语上一不小心说了一句伤害别人的话，这是有可能的。有些话脱口而出，别人会觉得不舒服，我可以向他表示道歉，但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肯定没有做过。　我觉得我成功的第二点，在于我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其实一个人无论在什么地位都是可以帮助别人的。我现在有条件可以向甘肃的地震灾区捐款300万元，可以为甘南建造一所新东方希望小学，我很乐意去帮助他们。当我们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也可以帮助别人。大家都认为做事情需要自己有才能，但还有另外一种办法，我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从小就特别热爱劳动，我干农活，干家务活，我在 14岁的时候，就获得了我们县里的插秧冠军，17岁时，我是县里优秀的手扶拖拉机手，我父母的勤劳带动我的勤劳。我这个人成绩一直不好也不坏，老师根本就不关心我。但我想引起老师和同学的注意，所以我从小学一年级起就一直打扫教室卫生。到了北大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为宿舍打扫卫生，这一打扫就干了四年。所以我们宿舍从来没排过卫生值日表。另外，我每天都拎着宿舍的水壶去给同学打水，把它当作一种体育锻炼。大家看我打水习惯了，最后还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有的时候我忘了打水，同学就说：“俞敏洪怎么还不去打水？”但是我并不觉得打水是一件多么吃亏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同学，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说我傻，有人问我这样打水有什么好处。我相信好处是会有的，你做一件善事，它的回报今年可能会出现，也有可能是10年后出现。如果你做了一件好事，当天就要求回报，那你一定是个势利眼，也是个心胸狭窄的人。你不要求回报，回报也会来。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