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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之乱”爆发原因试探 八王之乱, 爆发 来源：《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 作者：祝总斌 “八王之乱”[1]是西晋统治集团之间一场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开始是宫廷政变，后来演化成大规模的屠杀战争。在这之前，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本来并不尖锐，社会秩序是比较稳定的。干宝描述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2]《晋书?食货志》也说：“平吴之后，……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这些话虽有极大夸张，却并非子虚乌有。而从“八王之乱”开始后，情况就大不同了。规模比较大的少数民族起义和流民起义，接踵而起，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迅速激化，不过二十几年，一个强大的帝国就土崩瓦解了。很明显，“八王之乱”是西晋灭亡的一个关键性事件，所以古今论述它的不乏其人，笔者在这里想仅就爆发的原因谈一点粗浅的意见。 一 不少人认为，“八王之乱”是晋武帝大封同姓诸王，建立了许多王国所造成的。这种看法符不符合历史情况呢？ 大家知道，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十分严厉。封国小，地方穷，户口少，所谓“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3]。特别是诸王没有实权，“寮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4]。而且“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诸王行动没有自由，“游猎不得过三十里”[5]。有一次曹植与曹彪从洛阳回封国，兄弟二人因为很久不见，“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曹植气愤地写了首诗咒骂[6]。然而也只是骂骂而已，丝毫无济于事。由于曹魏王朝控制诸王如此之严，“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7]，因而西晋初年一些大臣都把这看成是曹魏之所以轻易被取代的根本原因，认为这种制度使得诸王毫无力量藩卫中央，中央太孤立了[8]。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晋武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9]，前前后后大约封了几十个同姓王。要是单从这个指导思想看，赋予诸王的权力应该很大，然而事实不然。因为一项政治制度的建立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条件。在西晋，这些条件主要是：第一，从秦汉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适合于封建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完备，不可移易。王国的权力不可能摆脱这一羁绊。第二，经过东汉末年的战乱，社会经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全国人口到太康元年，包括吴、蜀在内，也才只有1,616万[10]，和西汉末年2,900多万比，相差甚远。王国的规模和制度必然要受它制约。由于这两个条件，尽管西晋诸王极受尊重，行动也自由得多，然而就实权看，比起曹魏诸王来，却没有也不可能有根本的变化。 西汉初年，“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11]。而西晋只不过“封诸王以郡为国”[12]。而且这个“国”并不全部属于他，“名山大泽不以封，盐铁金银铜锡，始平之竹园，别都宫室园囿，皆不为属国”[13]。而对封给他的地区，也无权收取全部民户的赋税。如中山国有户32,000，中山王睦食户只有5,200；平原国有户31,000，平原王榦食户只有11,300；梁国有户13,000，梁王肜食户只有5,358；太原国有户14,000，太原王瓌食户只有5,496；东平国有户6,400，东平王楙食户只有3,097，等等[14]。同时，即使诸王所食之户，大部分剥削收入也要归晋王朝，诸王只能到手一部分，大体是三分之一[15]。由于财权太小，于是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山王睦“遣使募徙国内八县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冀州刺史杜友奏睦招诱逋亡，不宜君国”[16]。招诱逋亡，汉魏以来屡见不鲜，是贵族、官僚和豪族大地主与封建王朝争夺劳动力的惯用伎俩，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山王睦招诱的是自己封国内的劳动力。表面看来，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其实，正好反映诸王财权太小，王国范围内的赋税剥削大部分被晋王朝攫去了，诸王不够挥霍，所以要另谋生财之道。挖，实际上是挖晋王朝的墙脚。 在官吏的任用上，王国也受极大限制。西晋刚建立时，曾允许诸王“皆自选其文武官”[17]。然而说是“自选”，其实并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晋王朝的监督。《晋书?梁王肜传》：“时诸王自选官属，肜以汝阴上计吏张蕃为中大夫”，因为蕃“素无行”，犯了法，结果肜“为有司所奏，诏削一县”。所以有些王也就不敢、不愿自选官吏。《晋书?齐王攸传》：齐国“长吏缺”，攸拒绝自选，下令说：“至于官人叙才，皆朝廷之事，非国所宜裁也”。《晋书?琅邪王伷传》：封东莞郡王，时晋武帝“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在这种情况下，诸王官属的任命权大概不久又交还了晋王朝。《晋书?吾彦传》：吴平后归晋，“时顺阳王畅骄纵，前后内史皆诬之以罪。及彦为顺阳内史，彦清身率下……。畅不能诬，乃更荐之，冀其去职”。这是内史由晋王朝任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