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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讲道德、有品行党课讲稿：党员干部如何树立正确的道德标准 今天要讲的是“讲道德、有品行”，这也是“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做合格共产党员的一项内容。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中明确指出：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下面，我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进行讲解。 一、道德”的演变过程 “道德”一词，在中国哲学史上，最先指“道”与“德”的关系。在汉语中可追溯到先秦思想家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一书。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道”指自然运行与人世共通的真理；而“德”是指人世的德性、品行、王道。在当时道与德是两个概念，并无道德一词。“道德”二字连用最开始出现于荀子《劝学》篇：“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而荀况认定人性本恶,提倡“化性起伪”,十分看重后天的学习对于“化性”的作用,主张“学不可以已”。他把学习的原则理解为“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将学习的功能与价值,归结为提高人的道德品质,并把“学至乎礼而止”视为“道德之极”。在西方古代文化中，“道德”(Morality)一词起源于拉丁语的“Mores”，意为风俗和习惯。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比较完善、比较成体系的道德要求，集中体现在儒家学说中。比如，《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里的道，不仅仅是道德的意思，更包含了天下的运行之道、国家的治理之道，又比如《中庸》中的“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是因为“道不可须臾离也”，所以君子特别害怕在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一言一行不符合道的要求。那么，要体现道，关键是要在“莫见乎隐，莫显乎微”这样细小的、看不见的地方。 中国儒家传统对道德的修养与西方是不同的。西方着重强调法治文化，也就是所谓的制度，而在制度所禁止之外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做；中国则不一样，中国古代道德虽然强调制度对个人的行为规范的约束，但更多的强调个人的内在，强调如何形成一套自己认同的价值理念，强调自我约束。从这点上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道德非常注重个人的内在修养，而不仅是外界的约束。《大学》中将：“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也就是说，一个人关键是要坚守本心，不能自欺欺人。有些东西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关键是自己要知道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比如，每个人都不喜欢难闻的气味，而喜欢漂亮的东西，这是人的天性。但是对于道来说，我们要像追求天性一样去追求它，而不能把它当做一种外在的负担。不能像“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学》中也指出：“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和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甚其独也。”所以，在古代社会中，道德对于国人来说最根本的不在于外在如何，而是应该要诚于中，内心要有道、要修德，才能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二、古代是怎样尊崇“道德”用人 在古代，道德对做人做官都有不同区分，但又内在统一。做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做官有忠臣奸臣之别。忠臣，泛指德行好的一类臣子；奸臣，泛指德行坏的一类臣子。忠臣，虽然由于个人性格、职务、时代、环境等的不同，表现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君子，因而有君子的共同特点；同样，奸臣，虽各有不同，但他们同属小人，因而具有小人的共同特点。君子与小人之间，却是有着迥然不同的各自特点。北宋司马光所住《资治通鉴》三国分晋中就有“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就充分说明了古代用人首尊具有良好道德品行的君子，若不得君子，宁用愚人不用道德品行低下的小人。 而古代以什么标准确认为君子，为什么要用君子？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判定。一是信念操守方面。君子大都有理想信念，有做人的原则。他们心系朝廷，关心社稷民生。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们的最高境界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信守做人的原则。正如欧阳修在《欧阳文忠集?朋党论》中所说，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君子中有大志者，大都会努力实践孔子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导，重视修身，先学做人，后学做事，先正己，后正人。他们居家讲孝，在朝讲忠，对百姓讲仁，做人处事讲义。一事当前，先讲义，后讲利；违背义的利，虽予不取，必要时，可以舍生而取义。小人则与君子大不相同。唐代李翱，担任过谏议大夫、刑部侍郎、户部侍郎等职，曾上书宪宗皇帝对用人问题进行劝谏，其中说道：奸佞之人“皆不知大体，不怀远虑，务于利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