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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　人世间洋溢着真假、善恶、美丑，需要人们求真、惩恶、尚美。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而是任其发展，假恶丑一视同仁。这样的好人主义，权高者毁国，权低者坏事，无权者毁己。秦朝末年，弄权者指鹿为马，好人主义者不予反对，让秦始皇计划万年的江山二世没搞完，就让刘邦项羽翻了天。各种法制原则，好人主义者变通执行，让法制原则朝令夕改、无所适从，结果腐败丛生、怨声沸腾。好人主义者，以惺惺作态的模糊态度，让真善美孤独成长。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一种言论形式，对于纠正、提醒言行不当，具有关键时刻醍醐灌顶的神奇作用。好人主义者不会这样做，一味表扬或沉默，让错误如野草疯长，还让当事人觉得这是秋收丰年的节奏。在这里，好人主义者就是温水，让错误横行霸道如青蛙，最终毁掉的是青蛙。好人主义者，不会说忠言，只有蜜语或谗言或无言，结果让大局成为乱局、败局。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伟大的制度，将人类社会最崇尚的民主与集权统一，各自得到体现。许多宏伟大业成于民主集中制，远的有大唐时代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李世民纳谏之民主之集中。近的有我党从1921年到1949年之间300万名共产党员用无畏牺牲换来的革命胜利和共和国政权，之所以能如此，民主集中制凝聚了党心民意。好人主义者不发挥民主之作用，也不做实集中之实，而让民主不充分，让集中不科学，使民主集中制走了形式，搞了过场。　好人主义的本质是利己、害己。这种利己是短期利己、长远害己。好人主义者内心都有以自己利益为核心的小算盘，都有以不得罪人为基本出发点的处事哲学，在他们眼里人际关系的利我大于一切，什么组织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统统不值一提。其实，好人主义者是猢逊，而组织、国家、民族利益是大树。大树未倾，猢逊可得短时安宁，一旦倾倒，猢逊只能“鸟兽散”。说到底，好人主义就是私与公关系的利私选边站队。在好人主义者内心深处，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只是被暂时性、表面性的做派掩盖了。每个好人主义者都是个人利益唯我独尊的虔诚信徒。　好人主义既然如此多的坏处，何以被许多人深信笃行?这是因为，好人主义能够不得罪人，能够不树敌，能够规避矛盾锋芒，坐收“鹬蚌相争，黄雀在后”之利。此利在好人主义者看来，是民心所赐，而此民心是好人主义的实践结果。其实，此民心是好人主义庇护的小集体民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流民心。欲以好人主义得民心，实属不掘井引泉止渴而迷恋饮鸩止渴之举，非也，悲也。　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好人主义”不仅是一种重私情、轻道义的庸俗哲学，更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的严重问题。自己做了好人，但把党和人民事业放到什么位置上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问题严重，有关责任人装糊涂、当好人，那就不是党和人民需要的好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党章第42条明确规定：“党组织如果在维护党的纪律方面失职，必须受到追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而深化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是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所在，这个责任不能光说不练，要体现在常研究、常部署，抓领导、领导抓，抓具体、具体抓，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要体现在决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对错误思想和不良作风敢于批评、敢于斗争，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高尔基有言，“爱孩子是老母鸡都会做的事情，可是要善于教育他们，这就是国家的一桩大事了”。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全面从严治党，必须靠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支撑。万事严中求，严师出高徒，干部教育、管理和监督也是一样，“好人主义”出不了好干部。要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把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作为常态，抓早、抓小、抓始、抓细，讲真理不讲面子，讲党性不讲私情，讲原则不讲关系，当碰硬较真的“铁匠”，不当睁只眼闭只眼的“木匠”。如此，对干部本人利莫大焉，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利莫大焉　增强四个意识反对圈子文化和好人主义对照检查材料二：　从古至今，圈子文化就是政治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在官场，个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因此“聪明人”往往会认清阵营和形势，想办法进入某个圈子，如此才有发展前途;身居一定位置的，也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圈子，方能产生影响，做成想做之事。　“圈子”盛行的文化基础　我们不禁要问，圈子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对于中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格局形成原理的分析有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而形成这种“差序格局”的文化基础，就是梁漱溟所谈的“家伦理本位”文化。正如《论语》里所讲述的，对于父亲偷羊的正确处理方式应该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也就是诚实是应该的，但在特殊情境下父为子、子为父说了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