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doc

邵培仁、姚锦云：《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36卷总第209期，第96-111页。 传播辨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 邵培仁　姚锦云( （浙江大学 传播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创造性转化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不知其名强为之名”[4]（P.109）影子的背后有本体，而我们有时描述的，有可能是影子的影子！现象背后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庄子说：“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齐物论》）”“仿佛有‘真宰’，然而又寻不着它的端倪；可通过实践来验证；虽然不见它的形体，它本是真实存在而不具形象的。”[4]（P.61）因此，现象背后的事物本体是很难捉摸的，“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天道》）”《庄子》认为，“道”是无形的，而看得见的现象未必是其真相，名称和语言未必能将其说清，因而“道”不可言，回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用今天话来说，可见的有可能只是表象即相关关系，但相关不等于因果，现象的关联不等于本质的关联。 （三）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得意忘言 认清了“名”与“言”的作用和局限，《庄子》便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1.大道不称，大辩不言 正因人们看到的是事物的表象，用语言描述的也是事物的表象。因而每个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看到的也就是一己之见。从客观上讲，是环境使然，“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秋水》）”从主观上讲，“成心”干扰了对是非的判断。“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齐物论》）”判断的标准是由于心中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成见；如果心中还没有成见就有了是非的标准，那就好比“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就已经到了”。由于“成心”的遮蔽，是非都是相对的。“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齐物论》）”《庄子》的这个论点很容易被认为是先验论。但是，《庄子》“成心先于是非”提出的问题，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就是人文社科知识的客观性问题，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斯芬克斯之谜”，曼海姆、波兰尼、格尔茨都对它提出了有力的责难。《庄子》的观点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齐物论》）”。“道”容易被小的成就所遮蔽，言语也容易被浮华的之辞所遮蔽。因此才有儒墨之间相互非议，“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如果是这样，不容以空明的心境，开放的心态来观照现实世界。因此《庄子》说：“辩也者，有不见也（《齐物论》）”，即陈启天说的“只见自己之是，而不见自己之非”[4]（P. 93）。 不仅如此，《庄子》从逻辑上也能推出“是非”的相对性。“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道”（《齐物论》）。另一方面，即使人能知晓事物的真相，也未必能表达清楚；那些说出来的，也未必知晓了真相。这样的境界，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天道》）”。《老子》也说过同样的话（《第五十六章》），意思是明智的人不随便说话，随便说话的人没有真知灼见。208-209）。《尹文子》也针对“名实”问题提出了超越性的见解。总的来说，《墨子》、《公孙龙子》和《尹文子》不仅提出命题，还开始提出概念；不是从宏观层面，而是从微观层面论证。 （一）《墨子》：以名举实，取实予名；名实不必；言必立仪 《墨子》是极为讲究逻辑的，在符号与意义的辩证性上也有论述。《墨子》提出了四对命题：名为实名，实不必名（M1）；不知白黑，取实予名（M2）；以名举实，以辞抒意（M3）；言必立仪，辩明是非（M4）。 1.以名举实，取实予名 《墨子》不仅注重逻辑，而且重视建立概念，以概念的关系建立命题。首先，《墨子》定义了“名”、“实”的概念：“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子·经说上》）。“名”即用来称谓的东西，就是现代符号学说的“能指”；“实”就是“名”用来称谓的内容，即现代符号学说的“所指”。其次，《墨子》提出“名”“言”的作用是“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小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