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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的演进看其文明化进程 王震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关于文明的概念，笔者赞成把文明“分为或可称为文化意义的文明和社会意义的文明两个方面”这一观点。在这一概念中，文明不等同国家，但又将国家包括了其中。为此，把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就不失为一种考虑。既然国家的出现可以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那么从国家形态的演进反观文明化的进程，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属于从社会意义，从社会层面对文明化进程加以考察的问题。 关于中原地区国家形态演进的问题，笔者曾提出“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这样三种形态和三个演进阶段。这三个阶段属于已进入国家形态以后的阶段，如果在这之前，再加上一个国家起源方面的阶段的话，则可以表述为：从中心聚落形态到邦国形态，从邦国形态到王国形态，从王国形态到帝国形态，这样四种形态、四个阶段。当然，在中心聚落形态之前，还可以加上一个“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只是这样以来，关于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过程就追溯的更远了，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谈得那么远，只想从中心聚落形态谈起。 所谓中心聚落形态，虽然大体与国外弗里德（Morton H. Fried）社会分层学说中的“阶等社会”（rank society）与“分层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当；也与塞维斯（Elman R. Service）的酋邦理论中的“酋邦”社会大体相当。但也只是大体相当，不能说是完全相等。当然，弗里德与塞维斯两人之间对于“分层社会”究竟应属于国家产生之前还是国家之后，也是不一致的。塞维斯的意见是弗里德的 “阶等社会”大体等同于“酋邦”社会，“分层社会”是国家产生以后才出现的社会。而弗里德自己则认为“分层社会”是介于“阶等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社会，它先于国家而出现，或者说几乎与国家一同出现。弗里德所说的阶等社会中的阶等，实属一种身分地位上的等差，这种等差每每又与血统世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发展出一种等级制的亲族制度，使得社会的每个成员与某个祖先的关系远近，成为阶等的重要的衡量因素。在现实中，酋长之所以具有特殊的身分地位，也是因其与祖先亦即神灵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的缘故，酋长往往是神灵特别是祖先神与该社会其他成员之间的中介，作为始祖嫡系后裔的酋长，因为祖先的崇高地位，而往往获得特殊待遇，本身被视为神圣，死后灵魂归化为神。但弗里德又认为这些阶等本身与经济生活是分开来的，它与经济意义上的分层或者说经济权力或者特权全然没有关系，在占有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方面，阶等社会与平等社会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实行的都是平等主义的方式。这种阶等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就是分层社会。分层社会指的是相同性别与相同年龄的社会成员，却不具有对于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源的平等的占有和使用机会的社会。也就是说，这种社会分层是与经济上的不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它类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或阶层，但在国家产生之前它还不存在强制性的权力。这样，笔者所说的“中心聚落形态”应相当于弗里德的“阶等社会”的后段和“分层社会”的前段，或者相当于“酋邦”中的所谓“复杂酋邦”，也可以称之为史前复杂社会。 依据笔者的研究，在中原地区，属于中心聚落形态的考古学文化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期）与大河村类型（大河村三、四期）。作为中心聚落的遗址，河南陕县庙底沟有24万平方米，河南灵宝市阳平镇西坡村遗址有40万平方米，郑州大河村有30多万平方米，郑州西山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建有城墙和壕沟，城墙内面积2.5万平方米。在文化成就方面，庙底沟类型中的火形纹样的彩陶（在火形中有一圆点的纹样），它和大汶口文化中被隶定为“炅”（）的陶文一样，指的是大火星，整个图形表达了当时的“火正”对于大火星的观测、祭祀和观象授时。在大河村类型中也有一些彩陶的天文图象资料，如原应绘有十二个太阳纹的彩陶片、由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圆点，以直线、曲线连接组成的、被推测为可能是北斗星尾部形象的彩陶片，以及绘有日晕纹的陶片，都表现了当时人对天文星体的观测和认识。至于有关权力或权威方面的形象资料，在庙底沟类型之前的、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三组用蚌壳摆成的人与龙虎图象（属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以及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彩陶缸，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当然，这种权力更主要表现的是宗教巫术权力，或者说是体现于部落首领身上的宗教巫术权力。至于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址，也有助于说明当时的文化成就乃至于社会结构。对于城邑的出现，它究竟属于国家产生之后的东西，还是属于中心聚落形态时期的东西，这需与社会分层发展的程度（墓葬方面的材料）以及城内设施所表达出来的是否有强制性权力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 在中心聚落时期，以“群落” 的概念来表现在一个个聚落群中高于聚落的社会组织与社会权力，是合适的，但掌控群落的也就是群落内的中心聚落，所以，问题的实质还是中心聚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