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失范家庭结构中走出来的一代.doc

从失范家庭结构中走出来的一代□ 韩 敏 内容提要：一群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已经成为当前文学创作的重要角色。他们来自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其处女作或成名作不约而同地将视野集中于对一代人成长家庭的回忆与想象,“失范”的母亲与“缺席”的父亲是他们共同的家庭记忆,在新生代作家笔下,那一代人不得不接受现代家庭生活“游荡者”的历史命运。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如韩东、荆歌、盛可以、李樯、刘建东、刘庆等,如今已是人到中年。“晚生代”、“六十年代后出生”、“新生代”等都是对这些作家的命名。在诸多命名中,使用最多是“新生代”,本文也就沿用这种说法。“新生代”之“新”,在于他们与前辈作家——“知青作家”、“先锋作家”相比,拥有新的写作资源与文学空间。新生代作家主要成长于20世纪中国家庭模式最大变革后的核心家庭,家庭记忆必然成为他们进入文学空间的首要写作资源,如1989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李樯,由他编剧的成名作《孔雀》,198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的刘建东的小说《全家福》(《收获》2002年第4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刘庆的《长势喜人》(《收获》2003年第4期,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等,它们都从成长角度书写了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家庭是一个又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逼仄的生活空间与冷漠的家庭关系,“残缺”的父亲与“失范”的母亲,这种家庭结构成为他们少年记忆的重要文本,而这一切又深刻影响了新生代作家审视生活的态度。本文旨在梳理这些作品的家庭记忆,以及对这种写作策略的研究。 　　一、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资源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70年代初期的新生代作家,“文革”在童年记忆中更多是一场狂热的理想主义者的集体狂欢,艺术的想象遮蔽了政治斗争的严酷以及人性的异化,他们不能像“知青作家”那样以切肤之痛去触及历史的真相,最多只能像王朔的《动物凶猛》,“文革”成为这群少年成长的历史背景,同时也给予他们自由的成长空间。与前辈的“知青作家”、“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也有自己的成长史,他们在连环画阅读中度过了童年时代,在“实现四个现代化”口号中完成小学教育,在现代主义的审美潮流中完成大学教育,在90年代的消费主义大潮中,他们开始真正步入社会生活。大学时代张扬的理想主义文化与艺术精神和现实的物欲潮流之间的断裂,迫使他们进入社会就面临艰难的生活选择。这种人生的矛盾就如李樯与顾长卫第二次合作的电影《立春》中展示的:新生代作家的理想有如王彩玲的歌喉,那是美好的,那是可以在法国歌剧院展示的;新生代作家面对的现实则如王彩玲的相貌,那是真实与丑陋的,也是充满谎言的。1989年诗人海子在山海关的自杀事件,则是这一代人面对这种选择所采取的决绝策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诗人已经远离了那一代人,而那一代的其他人依然要在这个“物质生活”的时代构建自己的生活空间,寻找自己的生活位置和建构自己的社会身份,这或许就是新生代作家迥异于前辈作家的不同的艺术使命。 　　与前辈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缺乏知青作家所拥有的由国家改写个人生活历史的写作资源,这是将个人记忆与宏大历史完美结合的写作资源,因此非常容易获得震惊的艺术效果;他们也缺乏先锋作家以小说叙述革命所带来的形式上的震惊效果。新生代作家的生括经验和成长记忆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场景中的个人体验,这种生活记忆决定了他们进入艺术世界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在建构个人生活历史的同时,还要寻找与宏大历史叙事的契合点。对于沐浴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精神的新生代作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不仅面临对传统文化的缺失,而且还面临对个人生活史的悬置,少年的生活空间已经在“现代化”的名义下被大型“挖掘机”修饰殆尽,新生代作家在享受20世纪最快速的发展所带来的物欲享受的同时,却不得不面临这种“现代化机器”剪断了个人历史之后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很多人说童年和青春就是一个梦,一个最美好的梦,梦远比现实生活更丰富和灿烂。但是,这种梦境却从不属于新生代,因为梦境与现实缺乏一种连续性,或者一种逻辑性。因此,新生代作家以不同的故事建构着本质相近的个人生活历史,童年和青春的记忆应该是建构这个家园的出发点,承载这个家园的就是他们的家庭记忆。 　　二、核心家庭记忆:新生代作家的艺术起点 　　 在物质匮乏的70年代度过童年生活的新生代作家,他们的童年记忆是与父母和家紧密相连的。他们的父母大多数是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是在男女平等的思想潮流中成长起来的第一代新中国青年,也是新中国第一代核心家庭的建设者。核心家庭是现代社会家庭结构形式之一,是由一对夫妇及其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这种家庭内部通常只有一个权力和活动中心,故名核心家庭,因此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