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启蒙（福柯）.doc

何为启蒙?作者：福柯???????顾嘉琛译 　　今天，当报刊向读者提问题时，是要求他们对大家已有定见的某个问题发表看法，但这不可能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18世纪，报刊更多地是问读者还未有答案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是否更为有效果，但这更有趣。 　　根据这种习惯做法，《柏林月刊》在1784年12月回答了“何为启蒙”问题。提供回答的人是康德。 　　文章不长，但我认为，现代哲学没能解答而又无法摆脱的这个问题随着此文而悄然进入思想史中。自此，现代哲学历经两个世纪，以不同的形式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从黑格尔到霍克海默或哈贝马斯，中间经过尼采或马克斯·韦伯，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这同一个问题：所谓“启蒙”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它至少在某方面决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以及我们所做的是什么。设想一下，如果《柏林月刊》今天仍然存在，它向读者发问：“何为现代哲学？”也许，可以答曰：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作出回答的哲学。 　　让我们稍稍对康德的这篇文章作一回顾。由于多种原因，它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当时，莫斯·门德尔松在两个月前也在同一刊物上对同一问题作过回答。但康德在撰写自己那篇文章时并不知道此文。当然，德国哲学运动与犹太文化的新发展的会合并不始于此时。距此30年前，门德尔松和莱辛已经处在这个交叉点上。但至那时为止，问题是使犹太文化在德国思想中占一席之地——这正是莱辛试图在《犹太人》一文中要做的——或是找出犹太思想与德国哲学所共有的问题——这正是门德尔松在《论灵魂不朽谈话录》中所做的。随着在《柏林月刊》上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德国的“启蒙”和犹太的“启蒙”承认它们属于同一种历史。这两篇文章致力于确定它们源于何种共同的发展过程。这也许是一种宣告接受共同命运的方式。我们现在知道这种共同命运导致了何种悲剧。 　　（2）更重要的是，康德的这篇文章在其自身和基督教传统内部，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当然不是哲学思想首次致力于思索自身的在场。大体上可以认为这种思索在此之前曾出现过三种主要形式： 　　——可以把现在想象为属于世界的某个时期，鉴于某些特点而有别于其他时期，由于某种悲剧性事件而同其他时期分开。在柏拉图的《政治家篇》中，对话者们承认他们属于世界的这些革命之一，在这些革命中，世界天翻地覆，随之造成各种各样的消极后果； 　　——也可以询问现在，以便在现在之中识别出以后发生的事件的先兆。在此，便有一种与历史的宗教经典解释学相类似的原则，奥古斯丁也可能举出这类例子； 　　——还可把现在分析为走向新世界黎明的一个过渡点。维柯在《历史的哲学原则》的最后一章所描绘的正是这些；他“今日”所见，正是“最完善的文明分布在大部分受君王统治的民族之中？”；还有“闪耀着无可比拟的文明之光的欧洲”，她拥有“造成人生福乐的一切财富”。 　　然而，康德提出启蒙问题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既无人们所归属的世界时代，也无从中得到先兆的某种事件，也无大事告成的曙光。康德以几乎完全消极的方式给启蒙下定义，称之为Ausgans，即“出口”，“出路”。在其他一些作品中，康德提出一些渊源的问题，或是为历史进程的内部合目的性下定义。但在关于“启蒙”的那篇文章里，问题则涉及纯粹的现时性。他并不设法从总体上或从未来的终极角度来理解现在。他寻找差别：今天相对于昨天，带来了怎样的差别？ 　　（3）我并不想深入到该文的细节中去，文章虽短但并不总是很明了。我仅仅想从中找出我认为重要的三四种特征，以便弄明白康德是怎样提出现在这个哲学问题的。 　　康德开门见山地指出，标志着“启蒙”的这“出口”是一种过程，这过程使我们从“未成年”状态中解脱出来。他所说的“未成年”是指我们的意愿的某种状态，这种状态使我们接受某个他人的权威，以使我们可以走向使用理性的领域。康德举了三个例子：当书本代替我们的知性时，当某个精神首领代替我们的意识时，当医生为我们决定我们的特定食谱时（顺便指出，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批评意味，尽管文章并没有明白的表露），我们就处在“未成年”状态。总之，“启蒙”是由意愿、权威、理性之使用这三者的原有关系的变化所确定的。 　　还应当指出，康德以含糊的方式介绍了这个出口。他把这出口确定为一种事实，一种正在展开的过程，但又把这归描述为任务和义务。他在文章一开始就要读者注意，人自身要对所处的未成年状态负责。应该认为，人只有自己对自身进行改变才能摆脱这个状态。康德意味深长地指出，这个“启蒙”具有一种“有题铭的纹章”。所谓有题铭的纹章，即是一种人们互相识别的标记，它也是人们给自己下的指令和对他人的指令。这指令是什么呢？“要有取得知识的勇气和胆量”。因此，应当认为“启蒙”既是人类集体参与的一种过程，也是个人从事的一种勇敢行为。人既是这同一过程的一分子也是施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