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德国大选背后的西方民主政治.doc

德国大选背后的西方民主政治 G20会议刚过，德国现任总理、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默克尔就迎来大选获胜的好消息。这位被称为欧洲的新铁娘子，开始了其第二个任期。事实上，这场大选毫无悬念，平淡无奇，默克尔的胜利可说是意料之中。然而，平凡中自有神奇之处，这场大选显然也不意外，最出奇之处是默克尔的竞争对手是她内阁主要成员、现外交部长、代表社会民主党的施泰因迈尔。这场现任外交部长挑战现任总理的选举大戏自然是意味无穷。当然更为出奇之处的是，选举结束后，默克尔将放弃与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合作，将与在野党、右翼、亲商界的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 德国大选可称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西方多党民主的实质。对此，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两党制是“两党合作制”。套用到内阁制的德国，自然就是多党合作制。当然两党或多党合作制，只不过是西方政治运作的结果，如果深入剖析的话，我们会发现，有着民主外衣的西方恐怕离民主甚远，更和人民做主毫无干系。 西方政治制度的第一关就是保证金制度。无论是选总统还是选议员，都要交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如果达不到一定的支持率，就会没收。别看单个人要求的数额的并不大，但考虑到几百个选区，合起来就是一笔巨大的负担。英国六百多个选区，如果每个选区都提名一位候选人的话，合计就是九万多英磅。这除了工党、保守党两大政党之外，其它小党都无力问津。仅这一关，就将无数平民从政、组党之心、之路封杀。 第二关是主要政党候选人的产生。在美国，表面上看无论是初选还是真正两党对决，都是由选民投票决定。但最关键的候选人产生却和选民丝毫无关。他们只能在政党决定候选人之后，才有进一步选择的资格。而谁能成为候选人呢？一类本身就是大财团的首脑。如肯尼迪三兄弟、布什父子总统、出身豪门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第二类是得到财团看好和大力支持的人物。如出身下层的艾森豪威尔，就是在摩根财团的支持下竞选成功。不仅总统如此，参众两院也如此。1969年的时候，美国众议院435名议员中，90人与银行界有关系，37人直接是银行的董事或董事长、56人是大牌律师、61人在天然气、石油、无线电、电台、电视广播中拥有股份或者是大股东。10年之后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企业主和金融家82人、农场主14人、律师213人，工人出身的仅六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两党都实行漫长的初选，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要交由选民去选择，而是漫长的选举必然导致高昂的选举费用，从而可以成功的将任何觊觎权力的下层另类排斥出去。另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英国也不例外。上议院都是贵族，下议院则是由贵族以外的人担任。结果七十年代的时候，627名议员兼任了375个公司的董事长，870个董事、149个经理，拥有的地皮高达37.3万英亩。 第三关就是众的周知的政党分肥。无论是多党还是两党，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享有共同的基础利益。因此选举结束之日也就是双方握手言欢、共同分享一刻。所以跨政党任命是常态。奥巴马任命共和党人的政治明星、犹他州州长洪博培出任驻中国大使也是一例。而且两党的对外政策也保持一致。共和党的尼克松访华签署双方公报，民主党的卡特则推动中美建交。当然最出奇的是，许多担任高官的党员，也随时可以改换门庭，而对方也往往随之笑纳。前纽约市市长林赛1972年为了做总统候选人就投到民主党阵营中去。前得克萨斯族长、财政部长康纳利原为民主党人，为支持尼克松而转入共和党，并两次争取该党的总统候选人。连总统候选人都可以互换，两党关系之友好、差距之模糊可见一斑。我们无法想象都做过台北市长的陈水扁或马英九也可以如此改换。这大概是民主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吧。不过，从国民党分裂出来的亲民党，倒是多次发生立法委员转换门庭重回国民党的事件，这是不是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美国两党的一党化现实？ 胜选后的政党分肥的另一个特点是所有的重要职务大都留给了财团。从1953年至1980年，九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二十三人，其中十人之前是大公司董事或高级合伙人，八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五人在华盛顿或纽约做高级律师。除了核心职务，其他要职也是一样。杜鲁门两年间任命了一百二十名官员，四十九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财团有关。随后的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二百七十二名高级官员，一百五十人是企业主、其他人也与财团有着直接的联系。其内阁阁员分布在八十六家大公司中。更出奇的是，他们在政界、商界出出进进，不时转换身份。盖兹原是煤炭公司的副经理，后来成为国防部长，后来又出任摩根保证住手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公职成为驻中国的联络处主任。 第四关就是院外集团的游说。华盛顿做为美国的首都，仅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但能够保持经济繁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吸引了20000个利益集团的存在。在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对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做过解释：使用金钱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