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访谈录-大师，三流作家.doc

读“纳博科夫访谈录”：大师，三流作家？ 朱亚宁 　　关于《洛丽塔》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洛丽塔》成了纳博科夫最知名的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纳氏也是因《洛》而知名——至少从大众以及大众传媒的角度看是如此），在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物质至上的商业背景下，这个事实本身无疑带有某种悲喜剧色彩。然而，针对ＢＢＣ采访者提出的“变成以《洛丽塔》为标志的人你懊恼吗”的诘问，纳氏却老练地一口加以否认，并强调《洛》是自己“特别钟爱的作品”。对纳博科夫一惯的虚饰、矫情与专横或许不值得去较真深究，应该引起警觉并进一步反省的倒是我们每个人平日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闭了自身感觉，放弃了独立的判断力，进而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某些传媒舆论及“专家”意见的盲目追随者？！比如，我们应如何去估价纳氏这位出语尖刻武断、喜欢在各类场合发表惊人之论的“文坛大家”？ 　　我一开始就隐隐约约意识到，《洛丽塔》只不过是一部二流作品（在我读过的几本纳氏小说中，印象较好的是那册薄薄的《普宁》），正是这本出生于美国（尽管一度被拒绝出版）、走红于美国的畅销读物彻底改变了纳氏最后二十年的处境与命运（他籍此在美国一炮走红，“声誉和财富一夜间如蘑菇云般陡增”，成为传媒追逐的“明星”，以至其用俄文写成于欧洲时期的旧作也一一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纳氏自称是将“无数的旧文章从蹩脚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可以说，没有藏否不一的畅销书《洛丽塔》，便没有后来财大气粗、睥睨一切的纳博科夫（纳氏以不留口德著称，对许多前辈及同时代的文人，他都散布过大量刻薄之语），经济的解放使他辞去了劳神耗力而又寒酸的大学里的教席（因不善言辞，纳氏须将讲授内容一字一句写成讲稿——他先后写下过２００余份讲义，“爬摸滚打”成了诱人的正教授，但心底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移居法国与瑞士，过起了优裕的“隐居”生活。 　　以上所述纳氏的“发迹”过程（或模式）应该说非常自然，并无特别的“出格”之处，因为谁都知道现代美国是一个多么善于（惯于）制造“奇迹”的国度，不消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世纪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得力于商品经济时代“文化工业”这头怪兽几乎是操纵一切、无所不能的威力。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文化（文艺）产品毕竟有着其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异性，它必须经受相当长度的时间的筛选考验，当下一时的尊荣显赫火爆名声是算不得数的。　 　　谩骂与“俄罗斯性格” 　　纳博科夫自称“是个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是“极力主张温柔敦厚的人”，并且“喜欢的公开露面是有机会当众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是暴露叫人不快的个性”，可翻读“访谈录”及附录的致一些报刊编者的信，予人的印象却绝然相反。 　　且看纳氏对诸多同行的指斥、贬抑及至恶骂（大约是为了避免挑起过多的笔战或是觉得同时代的文人不够份量，纳博科夫选中的多是经典的或者早一代的作家）——弗洛伊德：“维也纳江湖骗子”，其学说是“自欺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又笨拙，又丑陋”；海明威与康拉德：“为小子们写书的作家”，“在精神和情感上，他们不可救药的幼稚”；加缪、洛尔卡、卡桑扎基斯、托马斯?曼、托马斯?沃尔芙：“二流作家，短命作家”；庞德：“老骗子”，其作品是“做作的胡说八道”；劳伦斯：“臭大粪”、“查泰茉夫人的性交”被说成“伟大的文学”是一桩“阴谋”；布茉希特、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木乃伊”；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愚蠢的著作”；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满是脏话和笑料”，“冗长、琐碎、耸人听闻、场景过杂”的“劣作”；博尔赫斯：“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萨特：“更糟的萨特先生”，“时髦的咖啡馆哲学”；法国“新小说”：“并不存在”，“它只是臭烘烘的鸽子窝里的一堆垃圾”；…………对评论家（准确点说是非议其作品的评论家），纳氏一概冠以“小丑”、“评痞”、“评棍”之名；至于跟自己有冲突或有过节的编辑，在纳氏眼里则是“几个不知深浅的混蛋”。说实在的，看（听）纳博科夫的各类“访谈”（以及信函、短文）中的漫骂表演，我脑子里即刻出现的联想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对此稍年长的读者想必尚有记忆）——面对来访的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一边失态地大嚷大叫，一边用皮鞋的鞋跟（刚从脚上脱下来的）猛敲桌子：他们争论的内容好象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到底孰优孰劣。重提这则现代文明国家交往史上极富幽默讽刺意味的花边旧闻，并非只是为了博人一粲，如果认真品鉴、比较、深入探究一下一为政治家一为文人（大学教授）的赫氏与纳氏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为达至不同目的所表现（无意识裎露）出来的相同（相近）的心理（性格）倾向和行为方式，我们似乎可以将其归入一个以及一类（俄国或俄罗斯民族）人性格（人性）中恶劣的一面上